海峡上空的墨香

    陈瑸任台厦兵备道时，担任福州鳌峰书院山长的是漳州漳浦县人蔡世远。康熙五十四年，台湾诸罗县学重修工程完成，陈瑸特地托人请蔡世远撰写碑文作为纪念。
    诸罗县地处台湾西南部，地势起伏，风光猗旎，属较早开化之地。乾隆五十一年时，因当地民众在清军平息林爽文起义中有功，清朝廷将其更名为嘉义县。
     清初台湾府县儒学兴办起来之时，与大陆各处一样，府学设教授、训导、学正，县学设教谕与训导。按规定，闽台儒学教授一般要求进士出身，正七品，学正和训导从举人考进士连考三科上以上落第者中挑选，而县教谕与训导则由举人或者恩贡、拔贡、副贡、岁贡和优贡这五贡出身者充任，从八品。那期间，台湾根本没有那么多获取过功名的人，于是，如同官员纷纷从闽地挑选一样，许多闽籍饱学之士被台湾府县儒学聘去。光绪年间会典馆撰写的《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记载：1774年清廷议准“至台湾府学训导及台湾、凤山、诸罗、漳化等四县各无论教谕、训导，遇有缺出，先尽漳泉七学调缺教职内拣调；尚或不敷或人地未宜，仍于通省教职内本体拣选调补。”这里所说的“漳泉七学”，指的是漳州的龙溪、漳浦、平和、诏安和泉州的安溪、晋江、同安七县的儒学。漳州、泉州与台湾语言、习俗都相通，派两地的人赴台，自然可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乾隆十一年彰化县教谕董天工却不是漳泉人，他的老家在闽北崇安曹礅村人。
    在山清水秀的曹礅村，董天工这位雍正元年的拔贡生，是因为编撰了一套八卷二十四册《武夷山志》，而被后人怀念的。这套壮观的志书，是董天工耗费数载，遍游武夷山水，广集旧志诗文，将明代衷仲儒、徐表然，清代的王梓、王复礼修撰的四种版本的《武夷山志》进行考证、订正，重修，集历代《武夷山志》之大成，是目前保存最完整、记述最全面的一部山志。从乾隆十一年至十五年，董天工在台湾彰化任职三年多，据说彰化至今尚有“董天工祠”。
      而那年从台湾归来后，董天工撰写了另一部流传至今的著作，叫《台湾见闻录》。
      台湾府学首任训导袁宏仁也是闽北人。1734年袁宏仁从福州府训导移任台湾后，发现当地图书极少，于是他捐俸购买了古今典籍六百多部，藏在学舍中，供诸生浏览阅读。关于袁宏仁在台所作所为其实有记载的其实并不多，却有一句极高的评价流传了下来：“台人知学，由宏仁始”。
除了捐资购书让诸生阅读，袁宏仁还捐修了一座朱子祠。
      朱子即朱熹，南宋著名理学家。虽不是福建人，但朱熹一生七十二年中，却有六十多年是在福建度过的，而在福建期间，又大部份驻留在董天工、袁宏仁的老家闽北。他执意讲学，广纳门徒，致使当时的福建像块磁铁，吸引四方学者纷至沓来，形成了在中国影响深远的“闽学”学派。宋元两代，仅福建的理学家便有一百五十余人，因此有“朱子门人半天下”之说。而元明清三代，朱熹的学术思想一直是统治者的官方哲学。康熙皇帝虽是满人，对朱熹却是推崇倍至，他曾这样评价过朱熹：“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又赞美朱子的文章“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
      当然，袁宏仁并不是第一个在台修朱子祠的人。比他早二十一年，远在康熙五十二年年末时，还只是台厦兵备道的陈瑸就已经倡建了台湾府学的朱文公祠。就是在那年六月，清朝廷升朱子配祀于孔庙的大成殿内，列于十哲之次。半年后，陈瑸在台湾府学内的明伦堂东侧修建起朱文公祠，其一是为了执行皇上的旨意，其二则是有意将朱子的正统儒家学说在岛上传播。朱熹曾先后担任过同安主簿和漳州太守，这两地与台湾都隔海相望，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台湾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工程竣工后，陈瑸特地撰写了《新建朱文公祠碑记》，要求生员对朱熹的著述要做到信之深，思之至，切己精察，实力供行，勿稍游移堕落到流俗边上去。为了使祠中香火费、油灯费及相关费用有所保证，陈瑸还特地拨给一处庄田，将租粟收入充作以上的费用。可惜这所朱文公祠在日据时代却遭毁弃，如今空余一片荒地静静呈现在世人眼前。
     台湾鹿港的文开书院建于道光四年，主祀的就是朱熹，创建者是当时台湾知府兼学政邓传安。道光元年，邓传安任台湾北路理番同知兼鹿港海防时，就对朱子推崇备至。升为知府后，他捐五百俸薪，倡建了这座书院。有意味的是，“文开”两字，其实就是曾经的南明工部郞并深为郑成功所器重的文人沈光文的字。虽是明朝遗臣，但沈光文毕竟是台湾文献始祖，这可能便是邓传安为书院取名，并最终也将沈文光入祀其中的用意所在。

     三

      府学、州学、县学虽在清领台湾之初曾大力提倡，却由于长期设施不备、人员不齐、职能不全，而渐渐呈现出不景气的状态。这种情况下，书院开始兴盛了起来。
     台湾最早的书院是台南西定坊书院，据说它是康熙二十二年，即1683年时由施琅所创。但首座具有完善规模的书院，却是台南的崇文书院，它是1704年，即康熙四十三年时台湾知府卫台揆倡建的。十六年后，台厦分巡道梁文煊又创立了海东书院。
      海东书院现已经荡然无存了，但当年，由于朝廷同意其按省会书院之例进行建设管理，院长与监院均由道台亲自任命。经过历任执政官员的重建、扩建以及迁建之后，呈现了巨大的规模，曾有“全台文教领袖”之称。而在该书院任山长或主持的，也都是些饱学之士。道光二十八年，进士出身的施琼芳主持海东书院的院务，与同为进士出身的兵备道徐宗干一起，鼓励学生联系台湾民情民风进行创作，倡导以俚语方言入诗，并将这些诗文选印成一本《瀛洲校士录》，竟颇有影响，成为台湾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作品。数十年后，施琼芳的儿子施士洁也被聘出任海东书院山长。二十岁中秀才、二十一岁中举人，二十二岁中进士的施士洁，在当时的台湾，几乎是个令人啧舌的传奇人物。他出生于咸丰五年十二月十九日，而如果时光往前推算八百一十九年，也就是宋仁宗景佑三年的十二月十九日，这一天恰巧是大文豪苏东坡的出生日。施士洁对此相当自豪，常在诗文中以苏轼自比，并将自己的诗集也命名为《后苏龛诗钞》、《后苏龛词草》。这个敢于以“后苏”自命的人，在主持海东书院其间大力倡导诗、文、词，除了自己勤奋笔耕外，还培养出丘逢甲、许南英、汪春源、郑鹏云等一批后来在台湾文坛久负盛名的作家群。
      那期间，漳州诏安的画家谢颖苏也曾在海东书院从教。在未入台之前，谢颖苏的书画作品就已经先流入台湾岛内，并成为官府、士绅和文人雅士炙手可热的收藏品。咸丰元年，即1851起，谢颖苏多次应邀东渡台湾讲学作画，先后在台南海东书院、艋舳青山宫和台北板桥大观义学讲授绘画和书法艺术，对台湾书画艺术起了启蒙和开拓作用，被称为台湾美术界的开山始祖。
      毫无疑问，创立于康熙年间的崇文、海东这两大书院，对台湾汉文化教育事业有着重大影响。紧随其后，全岛各地书院也陆续建起。
      高雄凤山市凤仪书院，是目前台湾保存的古书院中规模最大、最完整的一座。它建于清嘉庆十九年，即公元1814年，当时凤山县知县吴性诚命候选训导张廷钦负责筹建，吴性诚自己捐银二百两，当地绅士富商也捐款相助。书院的名字源自“有凤来仪”，取文风鼎盛、文采辉煌之意。当年院内共有房子三十七间，前有讲堂，后有厅室，供生童读书及岁科考试之用。
     宜兰的仰山书院比凤山县的凤仪书院早建两年，筹建之人是当时的台湾知府杨廷理。宜兰东面海上有一龟山屿，而曾“程门立雪”的宋朝大理学家杨时的号也为“龟山”。杨龟山是闽学之宗，所以这个书院以“仰山”为名。据说书院建成时，杨廷理还欣然挥毫作诗，写出了“龟山海上望巍然，追溯高风仰宋贤”这样高亢的句子。
现在存录于《噶玛兰厅志》中的书目，都来自仰山书院，它也是目前台湾清代书院仅存的藏书书目。道光六年，福建巡抚孙尔准赴台湾巡视时，专门从福州的鳌峰书院调拨了四十五种共一百六十六部理学书籍赠予仰山书院，成为仰山书院一笔宝贵的财富。
    也是在道光年间，晋江人陈友松应聘主讲仰山学院，他见书院周边地区风光漪丽，竟难以释怀，写出了著名的“兰阳八景”诗，传颂一时。如今美景依稀尚存，书院古迹却已经泯然于接踵而起的房屋民舍之中了，不免令人几分惋惜与慨叹。
     据台湾王启宗先生统计，从康熙二十二年至光绪十九年，即公元1683年至1893年的两百一十年间，台湾共新建、重建书院六十所，其中康熙年间十一所、雍正年间五所、乾隆年间十所、嘉庆年间八所、道光年间十二所、咸丰年间三所、光绪年间十所，另有一所时间不详。这其中，除了官员倡建、捐建的之外，还有一些是由民间力量所为。
     比如那个叫胡焯猷的人。
     胡焯猷祖籍福建永定，乾隆初年离开家乡渡海到台湾淡水新庄，张榜招募佃农，建筑村落，修筑陂圳，进行开荒种植。在十余年的时间里，开垦出田园数千甲，每年可收租谷数万石，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豪。有意思的是，他本来来台只是为了垦拓耕种的，但在有田有钱之后，因见大甲溪以北均无学校，乡里子弟无处读书，便在乾隆二十八年慷慨捐出田产数千亩用于兴办义学，创建了一所“明志书院”，又请来名师传授，一时生员盈门。清政府为此颁来了一块匾额：“文开淡化”，而台湾府也颁发了“功资丽泽”的匾额予以嘉奖。
    有资料显示，明志书院院长的年薪曾高达三百三十六两银子，比当时台湾兵备道与台湾知府的收入都高许多，而乾隆十年由淡水同知曾曰瑛捐俸倡建的彰化白沙书院，其院长的年薪则高达六百两。这多少表明一种态度：对饱学之士的重视、敬仰与渴求。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气氛之下，台湾的教育得以迅速而有效的发育与成长。
     甚至出现一类特殊的学校，即“土番义学”，这是专门设立在平埔族地区的“社学”，专门招收平埔族和高山族儿童入学，由汉人执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