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上空的墨香

 四

    2009年9月23日，福建泉州南安一位收藏爱好者偶然在同安县后仓村收集到一个墓志铭，墓额上有“皇清”两个大字。清代的墓志铭肯定不是令人惊奇的发现，但仔细再看墓文，却吓了一跳：墓的主人叫苏峨，“宋代宰相苏颂的后裔，台湾府科举中榜第一人”。
    在归入大清版图之后，台湾的科举也就开始了。按清政府规定，作为福建省一个府的台湾岛，仅能每三年组织一次童试，而乡试，则必须到一海之隔的省会城市福州。一座汪洋大海之中的岛屿，开化不久，与文化渊源深厚悠久的内地相比，毕竟先天不足，同试同取，必定难以胜出。有没有一个特殊政策可以倾斜呢？其实有先例。甘肃、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一直获得朝廷的优待。于是，从康熙二十六年起，福建地方官员便不断上呈奏折，请求朝廷仿照甘肃新疆例，对到福州参加乡试的台湾生员另编字号，额外取中举人一名。
      康熙二十六年，共有五名台湾生员西渡来福州应考，而其中受益于这项优惠政策，成为台湾历史上第一位举人，这个幸运者就是以台湾凤山县生员的身份参加乡试的苏峨。
      苏峨死于康熙三十七年，之后与夫人叶氏合葬于祖籍地同安县的大嶝岛。墓志铭中没有记载他中举后的生活，但可以推想一定曾有过锦衣玉食。“穷秀才，富举人”这是曾在台湾流行的一句谚语。那时，当地的富贵人家总是乐于以重金将中举之人请去任教或者主持婚丧礼仪之事，以添光彩壮门面，而那些正苦苦在科举之路上跋涉的士子，也愿意花巨资将其聘来点拨指导，举人的财源因此广进。
     毫无疑问，另编字号、名额保障如同给出一道特殊的绿色通道，台湾士子人人都觉得自己有可能将那块馅饼捡进口袋，于是应考热情大涨。但毕竟那时台湾教育尚处于初兴阶段，便有一些内地读书人钻空子，通过在台居住的同宗同族同姓之人协助，假称是其弟或其侄，冒籍赴考，这与今天的“高考移民”有几分相似。起初，朝廷对此出台法规，限定非台籍士子一律不准冒籍应考，寄籍者则要经过二十年后才能入籍应考，到了雍正年间，这项限定取消，只要在台有房有田的外籍人，也可以台籍员生资格应考，无形中，这也促使闽粤一带渴望及第、在老家又竞争力欠缺者断然赴台，购屋购地，以换得一个参加科举的特殊通行证。
     位于今天福州中山路上的那座贡院，从康熙二十六年起，就成为无数台湾读书人仰之弥高的一座大山。逢三载一次的乡试年，千帆过海，船上所载的，是一个个深怀光宗耀祖渴望的书生们。通常他们小暑前就背起行囊出发了，一直到九月十五日终于放榜了，无论惊喜还是沮丧，都才打道回府。在前后长达三四个月的备考以及考后等待的时间里，交友拜师、游山玩水、吟诗作赋、高吟浅唱成了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青灯伴黄卷的枯燥日子，只有在此时才摇身一变，现出活色生香的面目，宛若过节。
     最鼎盛的是咸丰九年，即1859年。按例，遇皇家庆典，会试、乡试均加恩科，在时间上可以提前或者推迟。咸丰十年，咸丰皇帝将“三旬万寿”，即年满三十岁，而本该于咸丰八年举行的福建乡试正科，却未举行，于是咸丰九年，恩科及补行戊午正科就两科合并举行，盛况空前。那年全省抵达福州参加乡试的考生多达九千余人，而录取的总额则高达二百零五名，这其中，台湾籍考生中举的就有十四名，完全可以用“盛况空前”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了。
    台北淡水的陈维英也是在这一科考中举人的，那一年他已经四十八岁了。其实早在中举前八年，他就已经任过福建闽县教谕。台湾士子如他一样西渡赴大陆任职的，那时期也大有人在。
      咸丰十年，陈维英赴京参加会试，不中，便用钱捐个内阁中书，在军机处撰写朝廷文书。但很快他就发现，那种枯燥机械又诚惶诚恐的生活并不是自己想要的，北方的干燥单调也很不合他的胃口，他还是属于湿润的南方，属于遍地绿色的台湾，于是他辞职了，背起行囊回到台湾，老老实实当起了老师，先后在明志书院、仰山学院、学海书院任职，闲暇时吟诗作赋撰写楹联，颂风光之美、风物之盛、心志之高洁。
    台北大龙峒附近有座典型的闽式建筑被称为“老师府”，1807年在陈维英出生前四年，由陈维英父亲陈逊言所建。陈家祖籍福建同安，渡海来台后在淡水谋生。陈逊言是以经营木材起家的，陈维英是他的第四子，而他的长子陈维藻是在道光五年考中举人的。一门双举人，陈家的门第在那时可谓风光无限。唯有中举之人才有资格在家门前高高竖起的双斗石旗杆，据说是全台仅存的，它们依旧向今天的人们昭示着这个家族曾经的辉煌。
      有统计表明，从康熙二十六年至光绪二十年的两百余年中，台湾的文秀才中共有二百六十三人在福州的乡试考中举人，这些举人的家门口和祠堂上，都会将福建督抚授予的“文魁”牌匾高高悬挂。而武秀才是在康熙二十九年才开始参加福州乡试的，至光绪十九年，也有二百八十五位中举。第一位台湾武举人叫林逢秋，与苏峨一样，也出自凤山县。
      其实，台湾员生另字编号额外另取的规定也并非一成不变地执行，康熙三十六年，也即这项政策刚实行了仅十年，当时的闽浙总督郭世隆就请求朝廷将此取消，理由是既然闽台一体，台湾就该与其他地区一样，统一录取，不能特殊。雍正七年，这项政策又得以恢复。那期间的三十多年时光中，台湾秀才虽仍一波波渡海前往福州，但中举的仅有五人。雍正十三年，因台湾地区文风日盛，福建巡抚卢焯又请求再增加一名保障录取的名额。到了嘉庆年间，来福州应试的台湾生员已多达千余人，便于嘉庆十二年，即1807年请求礼部再增加一名保障名额，共三名。
      在台人士以祖籍地福建的为主，另有一部份则来自广东，他们同样必须赴闽应考。道光八年，闽浙总督孙尔准请求每次乡试时，在录取名额内另编田字号，保证录取一名原籍广东的台湾生员，得到批准。这样，台湾的保障名额就增至四人。后来此名额不断增加，至咸丰九年，共达到了八名保障名额。
     现在的福州鼓楼区能补天小学，曾是台北与台南两郡试馆的旧址。每逢乡试年，台湾士子抵榕后原本只能赁屋暂住。那么多人涌来，涌到对岸的福州，一时之间到何处寻觅舒适安静的住所总要让人发愁一阵。于是光绪九年，台湾兵备道刘璈专门拨款一万五千两银子在贡院旁修建起三栋楼房，当时这里至少可居住下三百多人。而一些台湾家产富足的士绅，也以出钱出力在福州购地建台湾试馆为荣，这些房子也都专供前来应考的台湾生员落脚歇息。
     读书改变命运，在那个时代，这句话对那些经年苦读的学子有着更为直接了当的激励。许多人一次次名落孙山，却仍是一次次穿越海峡坚韧赴考。
    道光十五年，已经三十四岁的澎湖人蔡廷兰赴福州乡试，他不是第一次去，而是第三次，一番伤筋动骨的折腾，却仍然失望而归。十月初二，他从厦门坐船回澎湖途中，遭遇飓风，在海上颠箥十余日，侥幸船没有翻掉，被刮到越南。那年年底，他从越南徒步往回走，经过四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行程万余里，直至道光十六年五月初八才返回澎湖岛上，见到母亲，“惊喜交集，涕泗汍澜，回忆曩昔，诚不啻再生焉”。
    他后来将自己这段九死一生的惊险经历，写成了《海南杂著》一书。
    《海南杂著》现在藏于台湾国立图书馆。“……风转东北，叫啸怒号，訇哮澎湃，飞沫漫空，淋淋作雨下，湿人顶踵，毛骨生寒，从相视无颜色。忽然一声巨浪，撼船头如崩崖坠石，舟沒入水，半瞬始起，盖木板皆浮，水倾盆泻舱底矣……”这样的生死大劫，就是回头再看，确实仍不免再吓出一身冷汗。
     在险峻的海峡面前，谋取功名之途无疑凭添了诸多艰难与不测。许多人并没有蔡廷兰这般走运，船覆人亡或者染病毙命者一直此起彼伏。于是清政府特地推出一个规定：渡海应考的台湾士子，凡中途死亡者，皆追授训导衔。但人死万事空，“追授”的意义其实只是一种空洞的抚慰。同治十三年，每逢考期，终于出现了了一种“官送”，即官府派出大船将那些应考的生员从淡水港护送至福州，这显然比事后的“追授”更人性化，也更激励人。
    蔡廷兰的《海南杂著》有两个人作序，一个是原台湾兵备道兼提督台澎学政、后任陕西按察使的刘鸿翱，另一个是时任兴泉永道的周凯。
     兴泉永道在乾隆三十二年，即1767年时加授海防兵备衔，全名“福建分巡兴泉永海防兵备道”，管辖福建兴化、泉州二府，澎湖、金门也在其辖内。道光十二年，澎湖大灾，饿民遍地，周凯往澎湖勘灾时，收到一首题为《请急赈歌》的诗，诗中反映了灾情并请求赈灾，文辞间情感丰沛、才华飞扬。进士出身的周凯马上写了六首抚恤诗作答。蔡廷兰再写两首回应，而周凯又回应了一篇。这样几个来回下来，周凯大为惊讶，他没有想到这么偏远的澎湖岛上，一个科举屡试不第的人，居然有这么灵动的文才。
     那次在澎湖，周凯将七千五百八十六两救济银下发给九千多户百姓，惠及六万多人口。赈灾之余，他特地召见蔡廷兰，面谈之后，不免啧啧称奇。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啊，没有科举及第实在可惜，于是周凯便亲自向蔡廷兰传授读书与作文的秘决：一是为学当先立志，自思作何等人，方有下手之处；二是时文、试贴、当从古文诗出；三是所阅之书，当随手摘录。此次两人交往了二十三天，一位高官与一介平民居然因此成就了一段深厚的情谊。
    《海南杂著》共分“沧溟纪险”、“炎荒纪程”以及“越南纪略”几个部份。那次蔡廷兰辗转从越南返回故里，路过厦门时特地登门拜访了周凯，并将一路所写的“沧溟纪险”呈给周凯观看。周凯替他捏了一把汗，然后是庆幸。大难能够不死，难道不是上天的恩赐？有过这等奇遇，应再写“纪程”，将回国历程详细写出。
    蔡廷兰照办了。
    凑巧的是，五年后，即道光十七年，周凯由兴泉道调任台湾兵备道，成为台湾最高行政长官。那一年，恰逢有十二年一选的“拔贡”。所谓拔贡，就是由地方往国子监贡入文行兼优的生员，先前是六年一选，从乾隆七年起定为十二年一选，选中者被保选入京，称为拔贡生，简称拔贡。然后经过朝考合格，就可以充任京官、知县或者教职，算是对未及第者中确有才华与能力者的一种补救行为。周凯觉得已经三十七岁的蔡廷兰不能再被耽误了，他将这个机会给了蔡廷兰。在当时的台湾，拔贡地位往往比举人还高，但这一年秋天，蔡廷兰还是第四次再赴福州参加乡试。之前三次未中，这次峰回路转，终于高中刘志抟榜第三十一名举人。七年后他进京参加会试，中式孙繁溎榜二百零九名，在紫禁保和殿殿试为二甲六十一名，赐进士出身，成为澎湖历史上第一进士。
      乾隆四年，仿照福州乡试之例，规定在会试录取中，也给台湾士子名额保障，编为“至”字号，但这有一个前提，即到北京参加会试的台湾举人必须达到十名以上。
    会试与乡试相同，也是三年一科，定在丑、未、辰、戌年。但是，由于人数一直未达要求，在同意给台湾名额保障、另编字号的政策出台八十多年后，才第一次得以实现。
    这是道光三年，比蔡廷兰中进士早十四年，当年赴京参加会试的台湾举人终于达到十一人，于是道光帝根据礼部的建议，下旨从台湾士子中取中一名，这个人是新竹的郑用锡。
    其实早在乾隆二十二年，诸罗县即后来的嘉义县人王克捷，就已经高中二甲六十二名进士，但他是年幼时随父从泉州来台的，而郑用锡的先祖在明清之际时，就携家人从漳州避乱迁居金门了，后人再陆续迁往台湾，至郑用锡，已经是第五世了，所以拥有“台湾土著之登甲科者第一人”的美称，人们更多地把他看成是“开台进士”或“开台黄甲”。
    后来郑用锡曾被调入京供职，签发兵部武选司，接着又授礼部铸印局员外郎兼仪制司，花翎四品衔。道光十七年，就在澎湖的蔡廷兰第四次赴福州参加乡试并中举的那一年，郑用锡却因不习惯于官场的种种陋习，以母亲年迈乞养为由回到台湾。第二年，他在新竹北门街建起了一座进士第。
      在现今新竹市北门水田福德宫里，一副郑用锡留下的楹联手迹如今还清晰可见：“念今日晋秩头衔惟神默相，忆当年读书面壁与德为邻。”仰头凝望，恍惚间与德为邻的日子似乎伸手可触，而一百七十多年的时光却已经悠悠逝去了。作为开台进士，郑用锡无疑曾成为全岛的一面夺目旗帜，令许多苦苦在科举之道上跋涉的人顿觉前方隐约有光。
     台南成功大学历史学教授黄典权在《清进士题名碑中之台湾进士》中有过统计，有清一代，共有32位台湾士子考中文进士，而考中武进士的则有十人。
     从第一张书桌的陡然安顿，到文人名士渐涌渐现渐茂盛，岛上的文化历史经过一两百年的行走，已经日益丰满。海风海浪间蓦然涌来的读书声，声声入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