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文：显影记

　　大概十五年前，一个冬天的晚上，我在祁连山下的一个小镇子上过夜，从旅馆的服务员手中，我借来了一本快翻烂的《中篇小说选刊》，这本杂志我从中学时代就开始看了，但在漫长的写不出东西来的十多年中，它和别的杂志一起，与我阔别久矣，时至今日，我都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当我看完那本《中篇小说选刊》，内心里又一次涌起了强烈的写小说的渴望，但我知道，与此同时，巨大的叙述困难将我罩得死死的——祁连山、我所栖身的破败旅馆、双手生满了冻疮的女服务员，这些，我都想将他们写下来，可是，那些合适他们、匹配他们的字词，还远远没有从我的身心里长成，我也唯有继续怀揣着渴望上路，等待着自己，也等待着我想写下的小说从祁连山和那些更加广大的背景中逐渐显影出来。

　　说一说宁浩。十多年里，我们总是在一起拍电影和东游西荡。我知道，不管在哪里，但凡遇到他有所触动的场景，他便下意识驻足，将几根手指比画成一个取景框，对准，再对准，长时间地流连不去。手指比画而成的取景框离一部真正完成的电影当然还有遥远的距离，但我知道，从一开始，这个人的作品就是从最凡俗、最司空见惯的地方长出来的，其后，他将抵押上一切，等待着一部电影的渐渐显影。我得承认，这些年里，宁浩也像是我的取景框——许多我想写下的小说，我都讲给他听过，这部《南国之春》也不例外，不是作为剧本故事去讲，而是作为小说去讲，不停地跟他讲述和讨论，是我好多年里面对写作唯一能做到的事，现在，这些被我讲述过的故事一一得到显影，已经足以令我感到庆幸。

　　再说一说《南国之春》。首先，它不过是一场招魂：手抄本小说，气功大师的带功报告会，一个得了渐冻症的刀马旦，三十年前都曾出现在我所生活的那座小城里，“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当年的小城早已音容难辨，而今之我，再回小城时，常常路遇那些已经消失了很久的人，他们像是从一张底片里现身，拽着我，再说起诸多前尘往事和那些死去的人，听着听着，我便动容了——也许，我应该写下这样一些小说：它们无关宏大的年代，不过是些飞短流长，但是野草般疯长的青春自在其中，闪电般稍纵即逝的生命力自在其中；果能如此，那些死去的人、未亡人，还有他们的远走高飞和画地为牢也许，都会再度显影，走到今日的光天化日之下来？所以，于我而言，《南国之春》是一座衣冠冢，它埋葬着我所珍重的那些并不惊人的微小之事，却也常常提醒我，让微小之事时而得到祭奠，说不定也是天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