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人，说事

说人，说事

 魏强

    《北京北》在技术上是没有什么章法的，按照我狭隘的理解，小说就是说人，说事，这样一想我就轻松了。

在北京，我住的地方叫天通苑，据说是亚洲最大的小区，还有一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居住小区。天通苑是经济适用房，顾名思义是穷人住的地方，这就使能够轻松地生活在本来就熟悉的人群里。

在天通苑周边的村子和见缝插针的违章建筑群里，生活着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通常被政府和社会定义为农民工。我对农民工这种称谓向来不以为然，说文解字，农民工应该是农民身份的打工者，可是这个群体中，绝大部分已经不是打工者，他们中的很多人是自己的老板，他们已经在天通苑、在北京城、在中国的各个城市生活了许多年，并且繁衍出一个更为庞大的二代群体。这个二代群体，在政治上仍被定义为农民，而在社会学上，已经是典型的城市人群。

事实上，农民工这个群体早就成了城市不可分割的细胞，假如这个群体被严格剔除，中国的任何一座城市都会立刻停止运转，一盆泥水倒入一盆清水，你已经无法再进行物理还原。可是我们的政府和学者以及社会各阶层仍然不厌其烦地给他们命名，企图把他们划归相对于城市的另类，比如民工，比如农民工，比如外来务工人员，比如新市民等等。其实这是一种徒劳。所谓农民工只是历史的一个阶段性的现象，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再去对这种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现象和称谓进行同样是徒劳的挽留。

我并不对农民工施以同情，尽管他们就是我的父兄或子侄，你秀一把同情的实质就是宣示自己才是主人。人们的怜悯，与其说是善意其实根本就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人往高处走，通往高处的梯子本就拥挤，你无权把任何攀爬者踹下去。我们每个人都是在通往高处的梯子上攀爬，农民工也不例外。

说了这么多，应该回到《北京北》这篇小说上了。天通苑对面确实有个叫清河营的很大的村子，几年前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活了少说也有两三万外地人。拆迁时清河营在极短的时间里被夷为平地。我在清河营死去的废墟上找寻人类活过的痕迹，吸了一包烟，很没出息地流下了眼泪，我不知道该为谁难过为谁默哀。

从天通苑进市区起码有五条路，我每天进城，总喜欢走清河边上那条又窄又乱的小柏油路，并且经常在王四清大兰子们的洗车点洗车，他们洗车收五块钱并且不比城里十五块钱洗得差。遇到限号的那天，也会坐一次王亚徐京生们的黑车，并且在他们喊大哥的时候告诫他们喊大叔。偶尔也会在洗车点旁边李小静们的美发屋洗头，只是不让她们按摩，不光是因为她们极不专业，还因为我瘦，经不起她们的蛮力。在早市卖菜的赵姐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孩子，丢了孩子的情况并不罕见，能找回来的极少。家里修修补补的零活，多是徐勇们干，废品则基本是卖给了红子们。在我看来，我是他们的顾客，而我很难让他们成为我的顾客，这是我和他们最大的区别。也就是说，他们赚我的钱，而我很难赚到他们的钱。

这令我心里有点不平衡，于是我就把他们的事聊给别人听，并且把这些事变成文字，进而变成稿费，这是我赚他们钱的唯一途径，用北京话说叫找补。

只是我受过的教育教我向善，我在聊他们的时候杜绝了残忍。

十分感谢《星火》和《中篇小说选刊》。

（《北京北》选载于《中篇小说选刊》2010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