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酒的标签
南飞雁
写《红酒》的时候，我正在鲁迅文学院学习。那真是一段如莲般美丽的日子。来鲁院之前写东西，生怕写得慢，总以为立成千言是才气，挥笔而就是本事。每天不写个几千字，没有那种喷薄的冲动，就感觉自己不行了，不是写作的材料。但是现在，生怕写得快。以前像是乱刀杀猪，猪还在哼哼，自己已是浑身大汗。现在试图一刀致命，袖手看着猪抽搐着四腿。跳出来的感觉，好比是从泥淖走上地面，脚下踩得结实。这种结实的感觉很舒服。
所以写《红酒》的过程中，我有足够的理由让自己偷懒，丝毫不管何时能写完，写完后会是什么样子。或许这样吞吞吐吐的创作状态更适合我。初稿写成之后，先是在几个熟悉的鲁院同学之间传阅，反馈回来的信息是：你一个80后，怎么会写官场小说？
这个信息让我很郁闷。首先，我的确出生于1980年年末，不知道是不是血统正宗的“80后”，如果硬要与80发生关系，我宁愿叫自己“80头”；其次，我写的似乎也不是官场小说，“简方平”固然是个官员，但这在我眼里不过是职业的一种。小说毕竟是自己的孩子，甫一出生就给人贴上标签，难免有些悻悻。一旦有了标签，就会自然地忽略丰富性和差异性，何况一贴就是俩。
说实话，我也曾在一般意义上的80后小说里蹒跚过几年，蹒跚的结果是不会走路了。曾经以为功能的退化或许说明一个问题，因为我在 “80后”里是年纪大的，上了年纪就会行走不便。现在不这么想了，在扑面而来的世俗生活面前，每个人都没有权力说自己老。在2005年结束了一个写农村大学生毕业后在城里奋斗的叫《幸福的过山车》的小说之后，我觉得自己变得很空虚。恰逢单位改组，面貌一新，我意外地发现世俗生活是那么丰富多彩。省直宣传系统要出人参加党员先进性教育省委督导组，我报名参加，有幸成行。在长达半年的督导活动中，我与大量的县处级干部、乡村干部接触、交流，在短暂的陌生后很快成了朋友，彻夜畅谈不知东方之既白。此后参加党校学习，奉命到各种行业采访，参加各种应酬的、真诚的酒局，参加各种有用的、没用的会议，给单位写公文、写总结、写剧本审读意见，甚至是火车上跟素不相识的人神侃、出租车上跟陌生的师傅瞎扯，我都觉得是那么意味盎然。世俗生活本身就蕴含着无穷的可能性。在庞大的世俗生活面前，所谓“后”的划分显得那么苍白。跳出一个“后”，看到的世界比以前大了许多，宽了许多。这种想法在脑海里盘旋了好几年，在鲁院终于得以静下来，沉下来。如果说以前是奔跑，现在是走走停停。以前是喜欢写“我”，喜欢向里看，现在则试图写“他”，努力向外看。以前是本能地拥抱自己，现在是自觉地体验他人。我告诉自己，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同行许多都在写自己，多一个我少一个我都无所谓。如果说还有一些同侪在写他人，写世俗生活，我想加入到他们的队伍里去。
再看“官场”这个标签。雷达先生曾说：“官场是政治、经济、欲望、人性的集中碰撞之地，官场的精神生态，决定着整个社会的政治文明状态。”既然《红酒》的主人公是官场中人，那么“官场”的标签就像原罪，与生俱来难以幸免。何况雷达先生还说：“在中国，官本位文化极为深厚，官场比起职场、商场、文场、情场来，是首脑，是中枢一般的场。”我想，既然被贴了标签，而且这个标签也并不难看，那就贴上好了，官场也是世俗生活的应有之意。
至此，心结已去，“悻悻”变成了“幸幸”。初稿修改之后，忐忑地送给胡平院长、白描院长和王彬院长，所幸三位恩师大到主题立意、中到行文气息、小到标点符号，都一一给我意见，让我身为无名后学感激涕零，也让《红酒》不断发酵不断醇厚，可谓幸甚之一；到了定稿之后，白描院长将之推荐给了《十月》杂志的周晓枫老师，得以在2009年第一期发表，可谓幸甚之二；而从未谋面的《中篇小说选刊》的编辑老师通知我《红酒》被选用，嘱我写创作谈之际，我更是觉得幸甚再三了。
写作此文时，忽然觉得《红酒》其实还有一个标签。作为一个不再年轻的年轻作者，在《十月》和《中篇小说选刊》这样的刊物上抛头露面，本身就涵盖了一种“命名”的味道。说实话，这个标签对我而言尤为重要，也是《红酒》给予我的最大意义。
（附注《红酒》选载于《中篇小说选刊》2009年第二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