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的有与无

  中国当代文学的有与无

谢有顺

这是一个大时代，也是一个灵魂受苦的时代。所谓大时代，是因为它问题丛生，有智慧的人，自可从这些问题中“先立其大”；所谓灵魂受苦，是说众人的生命多闷在欲望里面，超拔不出来，心思散乱，文笔浮华，开不出有重量的精神境界，这样，在我们身边站立起来的就不过是一堆物质。即便是为文，也多半是耍小聪明，走经验主义和趣味主义的路子，无法实现生命上的翻转，更没有心灵的方向感，看上去虽然热闹，精神根底上其实还是一片迷茫。

要谈文学的时代性，我以为这是个核心问题。谁都知道，文学在今日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但只从文学本身看，已无从发现它的问题所在———任何技术性的，或者片断性的变革，都不足以解答写作者的难题了；文学要想走出一条宽阔的路，需要有一次整体性的变革。这场变革，我以为，首要的就是怎样正视生命、培育灵魂，从而为文学重新找回一个立场、一种肯定。

中国文学自古以来都是有立场的，所谓生命的立场———文学是生命的文学，学问是生命的学问。有生命的底子，才有性情的表达，“温柔敦厚，诗教也”、“思无邪”，说的正是作家中正的性情。以生命，通性情，自内而外，故中国文学也被称为心学。钱穆说，“文心即人心，即人之性情，人之生命之所在。故亦可谓文学即人生，倘能人生而即文学，此则为人生之最高理想，最高艺术。”这是对中国文学的简练概括。以此观点看中国文学，就会明白，何以中国一直来唯诗歌一脉发达，小说则被贬为“小技”，不登大雅之堂———中国文人历来重一己性情之表达，而轻虚构、描摹实事这一写作路径；文字中要见作者的内在心情，而非去伪造他人的心情；写作是为天地立心，而非放心（把心放于外，只见事事物物，不见生命和性情）。至五四以后，讲科学民主，文化界涌动着一股求事功的暗流，但求事功者，又未必有事功的精神，所以，新文化运动，本质上还缺乏超越精神，它不关乎新的文化理想的建立，更不接续中国固有的文化生命，只是一种事功和运动；这样一来，文学的写法，比起以前是有了很大的变化，丰富了许多，但文学的根本立场却丢了———文学越来越是一种工具或语言的游戏，不再是生命的学问，内在的精神力自然也开始走向衰败。

文学一旦只求事功，对生命的荒凉没有感觉，无法透出对生命的根本肯定，写作就必定倾向于自然和经验。自然和经验，背后关涉的是一种趣味———写作和生活的趣味。这个趣味并不俗。所以，描摹自然实事、书写“经验的我”，一直是五四以后中国文学的两大主流，这在当时，是一种解放，它弥补了中国文学重性情流露而不及物的局限，使文学有了及物精神。不过，文学（尤其是小说）发展到今天，如果还是只有自然实事和“经验的我”，还只玩赏一种写作的趣味，而无法在生命的空间上有扩展，那就意味着失去了文学的立场，因为除了自然，还有人文，除了“经验的我”，还有道德的我、理性的我。写作一味地求外放，而不求往里收，不从生理和身体的生命里超拔出来，不讲道德勇气和超越精神，作家就会很容易堕入玩世主义和虚无主义之中，透显不出作家主体的力量。由此反观中国当代文学，我们不难发现，一直沉溺于自然实事和“经验的我”的文学，这些年来不过是在延续着量的增长，而无多少质的改变。

自然实事和“经验的我”，后面对应的正是量的精神，是纷繁的事象，是欲望和物质在作家笔下的疯狂生长，是每年近一千部长篇小说的泛滥性出版。而所谓文学的质，它所对应的则是生命世界、价值世界。中国当代文学中，这些年几乎没有站立起来什么新的价值，有的不过是数量上的经验的增长，精神低迷这一根本事实丝毫没有改变，生命在本质上还是一片虚无；因为经验的我，身体的我，都是假我，唯有价值的我，道德的我，才是真我。以前讲文学，多注重讲写法，讲经验世界写得如何活泼、真实，仿佛文学只关乎这些，而无关道德和价值。现在看来，价值危机才是文学真正的危机。文学如果不能从生命、灵魂里开出一个新的世界，终究没有出路。

现代中国人，普遍感到生命黯淡，灵魂无所归依，但今日的文学无视这些惨淡的价值事实，只一味地去迎合那些事功层面的趣味，没有气魄张扬一种超越精神，更无法坚持有方向感的灵魂叙事，为心灵内在的力量作证。那个被欲望、物质闷了多年的生命如何才能翻转过来？

因此，现在是到了重申文学的精神立场的时候了。有立场，才有理想；有理想，才有担当和肯定。“现在这时代本很紧张，但大家却闷在这里。究竟所以如此，即因无理想……如有理想出来，即可成大事功！”确实，很多的写作，日益流于耍小花样，自恋于一个小世界，或者讥讽道德，或者刻薄人事，用强用狠，一个比一个恶毒，说穿了，都在用文学混世界而已；惟独缺乏宽大、温暖、公正的眼光，缺乏以真性情立世，并从真我里发出的生命理想，说到底，缺乏精神的创造力。

批评也是如此。面对一片狼藉的文学世界，批评中最活跃的精神，也不过是一种“愤”，以否定为能事。由“愤”，而流于尖酸刻薄、耍小聪明者，也不在少数。古人写文章，重典雅、讲体统，现在这些似乎都可以不要了。牟宗三说，“君子存心忠厚，讲是非不可不严，但不可尖酸刻薄。假使骂人弄久了，以为天下的正气都在我这里，那就是自己先已受病。从前郑板桥曾说：‘题高则诗高，题矮则诗矮。’我们现在写文，要以此存心，以此落墨，才不伤自己，不伤家国。假使写文的人没有尖酸刻薄的心，则天下就好了。”除刻薄之风盛行，批评中言不及义的文字也很多，追问下去，缺乏者有三：一是缺专业精神，无从判断一部作品的好与不好；二是缺真性情，心胸不坦荡、饱满；三是缺基本的肯定，没有生命理想。

要说“先立其大”，我以为，这些即是这个时代的“大”———文学需要一个立场，一个理想，一种肯定，一种气魄，有了这个大方向上的翻转，其他问题才能随之获得解答。

以前，说到立场和理想，仿佛是一个酸词，现在我则愿意大胆、大声地说出来，因为只有精神饱满了，才有可能对时代的萎靡作狮子吼，把现代人的内心重新提振起来。“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此即方正。到了这样一个喜欢耍小聪明的时代，更需要一种大方大正的精神，把文学从低迷的趣味里解放出来。我们看历史上那些大作家，少有萎靡、低矮的样子，就在于他们身上有生命的光辉，有文化理想，也有道德心灵的勇气，从内在精神上说，他们藏身于作品中，走的正是大方大正、径直而行的路。现在，肯走这条路的作家越来越少了，自然，肯担当、有气魄的作品也越来越少。

因此，中国人讲文学，一直有两条路，一条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一条是从道德的角度看。重历史、轻道德，结果就是迷信变化，无从肯定。每一次文学革命，都花样翻新，但缺少一种大肯定来统摄作家的心志。文学有历史，当然也有道德，不过，文学的道德，不简单类同于俗世的道德而已。文学的道德，是出于对生命、心灵所作出的大肯定，是对一种文化理想的回应。我现在能明白，何以古人推崇“先读经，后读史”———“经”是常道，是不变的价值；“史”是变道，代表生活的变数。不建立起常道意义上的生命意识、价值精神，一个人的立身、写作就无肯定可言。

所谓肯定，就是承认这个世界还有常道，还有不变的精神，吾道一以贯之，天地可变，道不变，这就是立场。

五四以后，中国人在思想上反传统，在文学上写自然实事，背后的哲学，其实就是只相信变化，不相信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常道需要守护。所以，小说、诗歌、散文，都着力于描写历史和生活的变化，在生命上，没有人觉得还需要有所守，需要以不变应万变。把常道打掉的代价，就是生命进入了一个大迷茫时期，文学也没有了价值定力，随波逐流，表面热闹，背后其实是一片空无。所以，作家们都在写实事，但不立心；都在写黑暗，但少有温暖；都表达绝望，但看不见希望；都在屈从，拒绝警觉和抗争；都在否定，缺乏肯定。唐君毅说得好，我们没有办法不肯定这个世界。只要我们还活着，就必须假定这个世界是有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你只能硬着头皮相信，否则，你要么自杀，要么麻木地活着。如果你还没有自杀，那就意味着，你的心里还在肯定这个世界，还在相信一种可以变好的未来。鲁迅为何一生都不愿苛责青年，也不愿在青年面前说过于悲观和绝望的话？就在于他的心里还有一种对生命和未来的肯定。我想，在这一点上，作家和批评家是一样的，不能放弃肯定，不能不反抗。这是一种精神气魄。

数学上有常数，我想，人类的精神上也有常道，是常道决定人类往哪个方向走，也是常道在塑造一个民族的性格。常道是原则、方向、基准。没有常道的人生，就会失了信念和底线；没有常道的文学，也不过是一些材料和形式而已，从中，作家根本无法对世界作出大肯定。因此，现在谈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枝节上的争执已经毫无意义，作家和批评家所需要的，是生命上的大翻转，是价值的重新确立，是道德心灵的复活，是灵魂受苦之后的落实。

我们都在这个追求变化的时代里闷了太久了。写身体的我、经验的我，从历史和生活的变化上找写作资源，这样的写作路子看来并没有成功———由此照见的人生，多是匍匐在地面上的，无法站立起来，因为文学少了肯定，精神少了常道，生命少了庄严和气魄，就开不出新的文学世界。所以我说，该为文学重新找回一个立场、一种肯定，这是文学的大体，识此大体，则小节的争议，大可以搁置一边。

从其大体为大人。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守住生命的立场，肯定这个世界的常道，使文学写作接续上灵魂的血管，这是文学的根本出路，古今不变。“立其大者”的意思，是要从大处找问题、寻通孔，把闷在虚无时代里的力量再一次透显出来，只有这样，整个文学界的精神流转才会出现一个大逆转、大格局———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失了这个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