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志如心痛”——与谢有顺对话

2012-11-26 19:31| 发布者: admin| 查看: 4497| 评论: 0|原作者: 谢有顺、姜广平

摘要: “持志如心痛” ——与谢有顺对话　　姜广平：你的文学评论之路充满了传奇色彩，当初你为什么就能在那样的年龄发现文学评论？在那样的年龄，又是如何能扛得起文学评论的？这其实是你的老师孙绍振先生问出的问题： ...

“持志如心痛”(二)

　　姜广平：你更注重以精神的维度来对文学进行评判。事实上，这可能就是一种常识，可惜的是，这一常识却常常为人们忘记或抛弃。如何才能让作家们建立起对精神的追求与信仰呢？总觉得现在的大多数作家，已一步步远离一种纯粹精神。

　　谢有顺：这是一个时代性的困境，不仅作家需要面对，其他领域的文化人，也需要共同来反思。当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成为大多数人心目中的主流生活，当版税和声名成了衡量作家是否成功的标准，谈论纯粹的精神和信念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英国女作家维吉妮亚·伍尔芙的话说：“我们同时代的作家们所以使我们感到苦恼，乃是因为他们不再坚持信念。”确实，假如一个作家对文学失去了基本的信念，对语言失去了敬畏，对精神失去了起码的追索的勇气，对灵魂失去了与之一同悲伤、一同欢乐的诚实，他用什么来感动我们？一些作家可以把自己的胡编乱造当作是为时代代言，另一些作家则在哪怕最微小的利益面前忍气吞声，甚至丧失尊严，这些可能都是事实。然而，要救治这样一种文学病象，光喊一些空洞的口号是无济于事的，它必须从作家的心灵建设开始——

一个无心的人，或者一个被屈辱的现实所奴役的心灵，肯定缺乏深入钻探人的精神世界的力量。可是，今天的一些作家，已经为自己的写作设置了许多精神的逃路，他们为自己不能进行一种有难度的写作，也准备了许多理由。所以，谈到心灵的责任，谈到精神信仰，多数作家都回避。这并不是好事情。很多人都记得，在“五四”时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作家们对世界的认识，普遍走在时代的前列，那个时候，文学是思想的先声，许多的文化、思想争论，都从文学界发端，进而波及到其他领域的。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作家日益从主流现实中退场，日益丧失思想创新的能力，到现在，作家越来越成了一个平庸者的群体，在许多关键时刻，作家的声音往往都是缺席的。用韩少功的话说，“民众关心的，他们不关心。民众高兴的，他们不高兴的。民众都看明白了的，他们还看不明白，总是别扭着。……以至现在，最平庸的人没法在公司里干，但可以在作家协会里混。最愚蠢的话不是出自文盲的口，但可能出自作家之口。”当“有感而发”的文学越来越少、无病呻吟正在成为新的写作主流的时候，重申一种回到此在、关怀现实的写作传统，重申一种心灵承担和坚持信念的勇气，的确很有必要。
姜广平：您以前在媒体工作，现在到了中山大学，使您的批评会有什么变化吗？我其实一直不太能认同经院式的批评。你的那么多著作，真正具体学院品质的也就是《先锋就是自由》，但仍然充满了太多的“我”。这就使你的批评文章充满了个性色彩。也因此具备了生动的文学元素。而在我看来，学院派们的道统显然缺乏生动与个性。虽然在深度上，学院派们有时候也能够抵达相当的深度。

　　谢有顺：工作的变化，对我来说，可能会带来一些时间和心境上的变化，但写作的核心精神并不会因此改变。在媒体工作的时候，我没有刻意去制造话题；在作协工作的时候，我没有迁就太多的人情；在高校工作的时候，我没有使自己的文字失去生气和活力——这是消极方面的自我警惕。在积极意义上说，我的批评目标一直是渴望既能准确地解析对象，又能在和对象的交流中阐释出自己内心的图像。我常常提醒自己，无论写什么，都要和你的心有关，都要有自己的观点和感悟，而不仅仅是材料的堆砌。即便是使用材料，也要使用别人不太注意的材料，或者别人即便用，你和他们解释的角度也要有不同，这才是创造性的写作。梁漱溟说“学问贵能得要”，“学问家以能得为要，故觉轻松、爽适、简单。”得要就是心得、自得。我不是学问家，但也知道，做研究的最高境界，就是要进得去也出得来，要有心得，要有生命的感悟，要和自己有关，而不被知识所累。我尊重学院式的学术文章，它们对知识谱系的梳理，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考证，可以建立起一种言之有据的写作传统，这种学术训练其实是很有必要的。从这里出发，我理想的批评境界是自由、智慧和创造精神的完美结合，同时兼具“文德敬恕”的美德。有价值的写作，是要把一个真实的世界给人，把人心的温暖给人；真正的批评，是用一种人性钻探另一种人性，用一个灵魂把另一个灵魂卷走。——这个境界，我当然没有达到，我甚至穷其一生也不可能达到，但我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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