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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志如心痛”——与谢有顺对话

2012-11-26 19:31| 发布者: admin| 查看: 4499| 评论: 0|原作者: 谢有顺、姜广平

摘要: “持志如心痛” ——与谢有顺对话   姜广平:你的文学评论之路充满了传奇色彩,当初你为什么就能在那样的年龄发现文学评论?在那样的年龄,又是如何能扛得起文学评论的?这其实是你的老师孙绍振先生问出的问题: ...
“持志如心痛”(四)


 姜广平:我刚刚购得《此时的事物》,想就这里面的一点再问一问,在《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一文里,你说:“中国文学一直以来都缺乏直面灵魂和存在的精神传统,作家被现实捆绑得太紧,作品里的是非道德心太重,因此,中国文学流露出的多是现世关怀,缺乏一个比这更高的灵魂审视点,无法实现超越现实、人伦、国家、民族之上的精神关怀。……20世纪下半叶之后,中国小说是越写越实了。”越写越实,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拷问的问题。如何理解越写越实与现实主义的关系呢?
  谢有顺:谈到写实和现实主义,我觉得要警惕一种误区,别以为存在一种标准的现实主义,等待着作家们去认领。标准的现实主义是不存在的,存在的不过是个人的现实主义。有多少种现实,就有多少种写作。可是,今天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日益狭窄,以为只有写了矿难、写了底层,才是现实,其实并非如此。写农村是现实,写城市就不是现实?写底层是现实,写时尚就不是现实?没有这么简单。只要大家不一窝蜂都去写同一种现实就行。重要的不是你写了什么,而是看你写的是否诚实——写作的诚实,是文学真实的首要依据。很多人习惯把不同的作家分成现实主义作家、现代主义作家、后现代主义作家这几类,好像现代主义作家就和现实无关似的。然而,在我看来,一切优秀的作家都是现实主义者,即便是那些看起来不怎么直接面对现实的作家,他们所写的,又何尝不是现实?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罗伯—格里耶曾经说过:“所有的作家都希望成为现实主义者,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自诩为抽象主义者、幻术师、虚幻主义者、幻想迷、臆造者……”的确,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在表达现实。我现在担心的,倒不是作家没有现实关怀,而是担心多数作家都活在这个时代的写作惯性之中,从而失去了进一步往前的动力。必须承认,一个时代是有一个时代的写作惯性的,作家如果对此失去了警惕,就会躺在现成的文学秩序里享清福。我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作家,在现有的发表、出版、宣传、销售等一系列的环节中获利,他们似乎很满足,觉得慢慢累积,就会有光明的文学前途。很少人会去关心,文学在这个时代发生了哪些细微、秘密的变化,也很少人会去想,文学中的精神流转是不是到了该转折的时刻。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时代缺少文学先锋?就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作家,都没有前瞻的眼光,探索的勇气,他们不敢比人先行一步。所谓先锋,不就是对现有文学秩序的反动么?可是,今天的作家,大多没有反动的勇气,他们更多的是臣服于时代的写作惯性之中。惯性使今日作家的创造性日益衰败。听说写身体、写欲望的作品好卖,大家就都去写身体、写欲望,甚至写下半身;听说有民族文化内容的作品,容易获得国外出版商的认同,就都去写貌似有民族文化关怀的作品;听说只有写时尚生活的作品,才能俘获新的读者群的心,于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作家,写的几乎都是都市时尚生活,农村在他们的作品里,成了要刻意回避的领域……我觉得,一个真正敏感的作家,一定要警惕、甚至反抗这种写作的潮流。当大多数人都在复制欲望和经验的时候,你是否有勇气独自离开?当大多数人都在渴望成功的时候,你是否愿意在世界的另一端独自享受自己的“不成功”?最有价值的文学,它总是要向我们提供属于作家自己的认识世界的精神通道,而不是匍匐在经验的地面上,更不是依靠惯性而写作。
  姜广平:但是,在更多的人看来,面对宏大的话语背景或共时的话语情境,作家的可贵在于对个性化体验的个性化表达。可能,现在的作家,在“怎么表达”与“表达什么”这两方面都存在问题。那么,这样一来,如何理解你说的作家被现实捆绑得太紧?文学又如何完成对现世的关怀?即如你自己在文章中也说,如张爱玲,她也无法写出无产队级的东西来啊!
  谢有顺:我今年出版了一部演讲录,书名叫《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这句话,包含了我对文学的基本看法——文学既要有精细的俗世经验,又要有深广的灵魂空间,二者的结合,便是我理想中的好文学。也就是说,文学要从俗世中来,作家要有世俗心,要重视写人记事的合情合理,要尊重生活和经验的常识,此外,还要把作者这个人摆到作品中去,要让灵魂参与其中。钱谷融先生说:文学要写得真,并写得深,心就在其中了。这话说得好,是文学写作的总原则。文学写作的个人体验(写什么),以及对这种个人体验的逻辑论证(怎么写)同样重要。至于说到文学要从某种现实捆绑中解放出来,我的意思是,现在也许到了需要为文学辨明方向的时候了。当欲望书写成了文学的主旋律,有必要重申灵魂叙事;当油滑、游戏成了当下写作的主流风格,有必要召唤一种正大、庄严的话语精神;当越来越多的人把写作当作获利的工具,有必要再一次重温我们对文学的基本信念。我认为,从事文学的人,目光要深远,心要宽宏,旨趣要高迈,灵魂要生动,惟有如此,他才能体会到文学中那性情之美、精神之美。
  姜广平:最后三问。对于网络小说、手机小说,我发现你也给予了关注。但这种俗世性非常强的文学景观,近乎一种文化泡沫,大多是70、80后写手创作,题材多为玄幻、武侠、悬疑、言情,有人说直接斥之为文学作品中的糟粕,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谢有顺:网络、手机作为一种新的传播载体,的确在改变文学的一些品质。比如,网络小说的率性、真实、有活力等特点,就值得重视,但它那过于随意和游戏的语言面貌,又值得警惕。我不同意将这些作品轻率地斥之为“糟粕”一说。我读过一些他们的作品,我觉得里面有很多鲜活的东西,是一般在纸上写作的作家所没有的。比如前些年在网络上很流行的慕容雪村的作品,就有很多传统作家所没有的生机勃勃的气质。现在的文学,有一种不好的倾向,普遍都成了观念写作,书斋写作,活生生的东西太少,大多是作家躲在书房里的胡思乱想,很苍白,文字没有丝毫的感染力。要么是情节编造得离奇,要么是像风干的语言碎片,文字一点温度都没有,好像作家普遍丧失了对这个世界的感知能力,这是很可怕的。作家们的感觉力普遍在钝化,这表明,作家们的心智死沉了、不活跃了,文学世界才变得僵化、单调的。有一些作家的感觉越来越怪异,心却像钢铁一样坚硬,这样怎么可能写出好作品来?
姜广平:和陈晓明相仿,我觉得,在中国先锋文学时期,随同先锋文学一起成长起来的著名评论家之中,有你的一席位置。现在,时过境迁,你现在又如何看待先锋文学呢?而你格外关注的北村与格非,你又如何评价他们现在的创作?
  谢有顺:按照惯常的理解,所谓的先锋,肯定是站在时代前列的人,是先行者,代表着一种前卫的姿态,这当然是对的,但在今天这个视先锋、反叛、前卫、另类为时髦的时代,“先锋”和“媚俗”之间其实只有一墙之隔。很多人以为,砸烂一切、标新立异就是先锋,这显然是误解。按照一个叫菲利浦·拉夫的西方学者的看法,这种“自我放纵和不顾一切代价地标新立异”的做法,恰恰是伪先锋的“职业癖性”。就我而言,我更愿意认为,先锋是一种自由、独立、创造的精神,同时也是一种“文学抱负”,因为它总是渴望在现有的秩序中出走,以寻找到新的创造精神和写作激情。就此而言,在任何时代,先锋文学都不会终结,除非一切的“文学抱负”均已死亡。我记得略萨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中谈及“文学抱负”时,将它同“反抗精神”一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说:“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应该坚决、彻底和深入,永远保持这样的行动热情——如同堂吉诃德那样挺起长矛冲向风车,即用敏锐和短暂的虚构天地通过幻想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经过生活体验的具体和客观的世界。但是,尽管这样的行动是幻想性质的,是通过主观、想像、非历史的方式进行的,可是最终会在现实世界里,即有血有肉的人们的生活里,产生长期的精神效果。”“关于现实生活的这种怀疑态度,即文学存在的秘密理由——也是文学抱负存在的理由,决定了文学能够给我们提供关于特定时代的惟一的证据。”——所谓的先锋,其实就是反抗和怀疑的化身,是创造精神和文学抱负的美妙结合,离开了这个起点,别说先锋文学,就连文学本身都将不复存在。——由此,我们可以说,先锋性是文学创造中永恒而根本的命运,它看起来是孤独的,但又是任何时候都不可或缺的。你说到北村与格非,他们仍然是这个时代极为优秀的作家,当北村写出《我和上帝有个约》,格非写出《人面桃花》时,你不得不相信,他们身上还焕发着并未衰竭的创造精神,这是一个作家最为可贵的品质之一。
 姜广平:今后的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或言之思想批评,准备将笔触进一步探向哪一领域?而对这一写作行为,你自己又有何期求?
  谢有顺:我以前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当代文学,今后我想将自己的研究视野往前追溯,比如关于中国小说,我想从当代再往前延伸到现代、古代,这或许能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国小说发展的内在线索。在这个过程中,我提醒自己,好的文学研究,必须有一个广大的视野,同时也要扎根于中国人独特的人心世界里,这样才不会流于空谈。钱穆说,凡做学问,当能通到身世,尤贵能再从身世又通到学问。古人谓之“身世”,今人谓之“时代”。凡成一家言者,其学问无不具备时代性,无不能将其身世融入学问中。但今天的学问,越来越成为一种工具;今天的文学,也几已成了“纸上的文学”。身世和时代正在消隐,所剩的,不过是些材料、名词、公共经验,以及下面那颗斤斤计较的心。因此,我的文学研究,总是力图在“生活世界”和“人心世界”这两个场域里用力,以对人类存在境遇的了解,对人类生命的同情为旨归。在我看来,学问的正大一途,实在是事关生活,通向人心的。王阳明把这样的学问称为是“根本的学问”:“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却是有根本的学问。日长进一日,愈久愈觉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寻讨,却是无根本的学问。方其壮时,虽能外面修饰,不见有过,老则精神衰迈,终须放倒。譬如无根之树,移栽水边,虽暂时鲜好,终久要憔悴。”——许多的文学批评,之所以成了速朽的文字,如同过眼云烟,稍纵即逝,无不和批评家的思索未达“根本”有关。那些无谓的争论,虚假的热闹,或许真的只是“暂时鲜好”,终究难逃“憔悴”之命运,这值得每一个人、尤其是我自己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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