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人杨少衡
青 禾
说杨少衡是漳州人没道理，因为每次填表，杨少衡会在籍贯一栏毫不犹豫地写上：河南林县。林县现在叫林州市，有一条“红旗渠”，名闻中外。杨家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生活在林县的一个小山村里。
但我还是说杨少衡是漳州人，因为他是吃漳州的大米长大的，他说一口地道的漳州话，他按漳州人的方式生活，他的小说里写的是漳州故事，他把漳州风俗和漳州话写进小说中，写得活灵活现、出神入化。要是哪位国际或省际友人问我漳州人是什么样，我就说，就杨少衡那个样，安静，平和，宽厚，与人为善，与世无争，乐于助人。杨少衡的微笑就是漳州人的名片。
使本来应该是林县人的杨少衡变成漳州人的原因是革命。革命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杨少衡的出生地。上个世纪40年代的某一天，生活在林县山村的一位杨姓青年参加了革命。参加了革命的这位杨同志跟着共产党打过黄河打过长江打进福建一直打到漳州。服从革命的需要他留在漳州，在漳州娶妻生子，第一个在杨家诞生便是杨少衡。
漳州人把从北方来的人叫“北仔”（老漳州人的北方人概念很模糊，他们大抵是用言语来划分的，除了他们听得出来的广东话和福州话之外，凡是说一种他们听不懂的话的人，统统称之为“北仔”，所以山东人、山西人、河南人是北仔，上海人、江西人，云南人，贵州人也是北仔）。北方人的孩子叫“北仔囝”。北仔囝吃馒头，说北仔话，北仔囝和北仔囝一起玩。杨少衡当了一阵子北仔囝之后就迅速本土化，他喜欢和本地的小孩一起上树，一起做弹弓，一起拣地上的龙眼核当子弹袭击行人的屁股，他还跟他的同学一起，偷吃过芝山下的木瓜，十二岁的杨少衡就在芝山脚下的漳州一中读书。芝山是漳州名山，芝山上曾经有过一个书院，叫芝山书院，相传留有大理学家朱熹的书撰，云：“五百年逃墨归儒，跨开元之顶上；十二峰送青排闼，自天宝以飞来。”我想杨少衡多少沾了一点芝山的灵气。
我认识杨少衡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北仔囝，而是地道的漳州少年家了。那是1979年的秋天，《福建文艺》（即现在的《福建文学》）发表我的处女作《到底谁合适》，我正幸福得不知如何是好，我的工友告诉我，长泰有个人，也有一篇小说要在《福建文艺》上登，题目叫《医生》，他也是漳州知青。这个人就是杨少衡，是我的工友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我的幸福感由此向长泰延伸。但我已经忘记我们是在什么场合下第一次见面，我只记得在一个风很大很冷的晚上，我和杨少衡骑自行车到漳州西街的一所新盖的楼房里，我的工友他的同学在那里等我们。那天晚上我们泡茶聊天，聊得十分愉快。我们是懵懵懂懂地撞进文坛的，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什么是文学，如何做小说。于是我们决定找老师，很快就结识了一位原来在福建省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当教师的王风贵。王凤贵是个才子，但他只说不写，他的思想十分活跃，我们在他那里得到许多启发。我们于是又赶潮流去上夜大中文班，以后夜大又变成电大。杨少衡对学习十分执着，上了电大上党校，上了漳州党校又上省里的党校，上了省里的党校又上鲁迅文学院，上了鲁院又上西北大学作家班，乱七八糟的文凭拿了一大堆，还差一点拿到硕士学位。
1980年夏天，《福建文艺》编辑部办了一个笔会，把当时刚刚写了几篇小说的业余作者请到鼓岭住了二十天，漳州请了三个作者，杨少衡、海迪和我。于是后来有了漳州小说“三驾马车”之称。杨少衡曾说，写小说他是经验型的，是通过实践慢慢学会写小说的，而海迪是天才型的，天生知道如何做小说。这是杨少衡说话的风格，他在说别人如何好时总要先把自己贬一下。但海迪的确有点天才，他有一度曾连续在《人民文学》《青年文学》《上海文学》发小说，《小说选刊》和《新华文摘》都转载过他的小说，后来他在《中国作家》上发了一个叫《再来四客冰激凌》的中篇小说，出了一点意外，惹了一点麻烦。在那个草木繁盛的鼓岭，我和海迪第一次见面。海迪是龙海人，到南靖插队，当了农民之后当矿工，在地下挖了一阵子煤炭之后又到供销社卖东西。他抽烟，喝酒，有一次喝醉了酒在床上抽烟，把被子蚊帐烧了，差一点没把自己烤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叫《偷鸡的人》。他比我先上山，听说我到了，从房间里跑出来，跳到台阶下，拉着我的手说，你来了，你就是青禾，少衡呢。我说少衡不能来了，他住院了。其时杨少衡在长泰县的一个公社当党委常委，搞计生，忙得一塌糊涂。感冒发烧，空肚子吃药，把原来很健康的胃吃穿了一个洞，大出血，差一点把命送了。为了保住他的命，医生发狠切掉了他2/3的胃。过后他说，大意失荆州啊。我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和海迪在鼓岭经常喝酒，喝的是北京的二锅头，和我们一起喝酒的还一个叫齐红的女杰，这个齐红就是后来写《写女孩子的花》和《太姥山妖氛》的唐敏。有一次她走进我们宿舍，海迪说要不要来一点。海迪的脸已经喝红了，他的意思是想吓唬她一下，没想到她抓过酒瓶子就往桌上的牙杯倒，一倒就是大半杯。她以酒当茶，一边和我们聊天，一边就把酒喝完了，不用下酒菜。我们在喝酒的时候很想念杨少衡，听说他也有一点酒量。
和杨少衡一起喝酒是几年以后的事情，那个时候他的胃已经好了，不但好了还长大了，一餐能吃两碗干饭，也能偷偷地喝点酒。我说真好了？他哈哈一笑，说“跌断手骨更勇”。这是一句漳州话，但意思浅显。那个时候他已经从长泰调回漳州，在行署当秘书，我们常常在一起议论国家大事人类命运，就人们关心的热点话题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指点一下江山。我们写的小说也交换着看，说一些批评和鼓励的话，大抵以表扬为主。我们听说漳州又有一位作者在《福建文学》发小说，还是个女的，叫赖妙宽，高兴得不得了。赖妙宽是一个穿白大褂的眼科医生，她不怎么把写小说当回事，想着了就写，常常不写。我们说，这怎么行，要多写常写。于是就想法子拉她进“圈子”，意在促进，我们都写了什么什么，你不写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大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的促进，她也就正正经经地写起来，一写起来就非常了得。少衡说，天才天才。她先是中篇小说《共同的故乡》被《小说月报》转载，接着小说集《天赐》在省里得一等奖，电视剧得飞天奖，最近，她在《人民文学》发的短篇小说《右肋下》又进入中国小说学会2004年小说排行榜。
妙宽结婚的时候我们就到她那里去喝酒。那次杨少衡喝得有点尽兴，我担心他的胃，一直叫他少喝一点，他说没事没事早就没事了，今天不是高兴吗，来，干，小赖，还有你的夫人，我们一起干。其实他已经有点醉，都把妙宽的先生叫成夫人了。但他坚持说他没醉，只是恰到好处。什么叫恰到好处？就是处在醉与不醉之间，无比放松无比幸福。
杨少衡喝酒很干脆很爽快，一不小心就滑入“恰到好处”的境界。但别人并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喝的酒。我出门喝酒，老婆问，和谁喝，我说少衡，她便放心。她对少衡夫妇很有好感。有一次少衡夫妇上我们家，为的是向她学习当妈妈的经验，这让她陶醉了好些年。以后她听说少衡的女儿考上南京的名牌大学，年年得奖学金，她便说，原来他们比我们厉害，我们得向他们学。我说来不及了，她说怎么来不及，不是还有孙子吗？我喝酒是不能说和海迪一起喝的，要说了，她就得多加一句，少喝点，因为海迪让人不放心。朋友中她就信任少衡一个。我想少衡的夫人对我也有点信任。有一次，我们到龙海喝酒，少衡的朋友在那里。不知道为什么，少衡的朋友常常变成我和海迪的朋友，而我和海迪的朋友也常常变成少衡的朋友，所以我们常常有酒喝。我们到了海迪的地盘酒是不能少喝的。酒喝到接近“恰到好处”的时候，少衡接到一个手机，接这个手机的杨少衡态度十分端正，一脸诚实，他对着手机说，没有真的没有就一点点。说着便看着我笑。笑过之后说，我老婆要和你说话。我接过手机，他夫人说，少衡又喝多了吧。我说没有。她说怎么没有，我听他说话就知道喝多了。不能让他再喝，他最近总是超过警界线。我说有我在，你放心。可是当时局面已经失去控制。我说少衡你胃不好，少喝一点。他说我已经好了，你不好，你少喝，我来，我替你干了。海迪在一边说，还是我来吧，你们都不行，只有我行。说来说去三个人就一起干了。那天我们都超越了“恰到好处”。我不知道少衡那天晚上如何向夫人交代。我很抱歉，我辜负了他夫人的信任，很久不敢上他家。我发现少衡在家里的地位很低，夫人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上班下班，骑着一辆破自行车，颠来颠去，买菜带小孩，还笑嘻嘻的，叫服从命令听指挥。有一次我到他家吃茶聊天，说着说着他突然跑到房间里去，说我来吧我来吧，想帮夫人挂窗帘。他夫人说，去吧去吧。他便又跑出来，对我嘿嘿笑，说今天正好大扫除。我说来得不是时候，我走了。他说没事没事，坐。我就不客气，重新落座，一直坐到天黑。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女儿高考时失眠，吃了药睡着了，他怕她睡过了头，误了考试时间，便坐在她的床头守时钟。他说这种时候闹钟手机什么的都不能信任，因为这些没有感情的东西在关键时刻往往会出错。他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夫人就站在旁边笑，说，青禾你看，他这人就是这样，有点傻。
有一次少衡给我打电话，说北京来了个人，是人民文学的，想和大家见见面。来的是杨泥。其实杨泥是冲着少衡来的，她在一家杂志上看到少衡的小说，专程到漳州来向他约稿。少衡说，好不容易北京来了个大编辑，把哥们姐们都叫来，大家认识一下，好投稿。我去了，以后也很热心地向杨泥寄稿子，寄了好几次，没有一篇用得上。我这才认识到水平有点问题。少衡却安慰我，不是水平问题，眼镜配人戴。眼镜配人戴是一句漳州话，在这里的意思是每个刊物都有自己的风格，也许你的东西不适合北京。我知道他的好意，也知道自己的不足，我说还是你行。他便嘿嘿笑，说，都称都称，臭都坎。又是一句漳州话，意思有点接近碰巧和遇然偶上和瞎猫碰到死老鼠。他从此和《人民文学》年年“都称”，一年一两个中、短篇，从《饕餮》到《该你的时候》，一连10篇。
在他发表《约鱼过程》的时候，我发现，我上当了，根本不是什么“都称”，这里面有名堂。我得认真对待。我于是就认真读，读出一点东西。我想现在小说家所困惑的不是写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和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是如何来写自己想说的故事和想塑造的人物，也就是说，用一个什么样的叙述方式和叙述语言来完成自己提出的任务。杨少衡正是在这里获得成功。我想起杨少衡对我说过一句话，这句话是在闲谈时说的，他说得很随意----这是他的一贯风格，他常常把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轻描淡写地说出来，而且脸带谦虚的微笑，让你感到这句话微不足道。但我这一次没有上当。“人家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我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还换了一根枪。”如果把换一个地方看成是题材上的变化的话，换一根枪的“枪”就是作家手中的武器——叙述方式和叙述语言。他不是说着玩的。他是认真的。他写小说表面上很随意，在什么地方都能写，甚至开会的时候，也能偷偷地写上几段，领导以为他在作记录，很满意。其实，他写得很认真，写完了放着，看了再看，改了再改。我发现，从最初的短篇《我的哥哥和爸爸》到《双声道》到《愉悦》到《木船和一顶帽子》，的确是一个阶段一个“样子”，一个阶段一根“枪”。《木船和一顶帽子》可以看成是现在的样子，现在用的“枪”。而这“枪法”从短篇《木船和一顶帽子》到长篇《金瓦砾》到中篇《钓鱼过程》（《金瓦砾》之写作早于《钓鱼过程》）日见圆熟。这种叙述方式和叙述语言本身就是一个“钓鱼过程”，让你跟着他的“鱼铒”跑，欲罢不能，转来转去，最后上钩。
又是在一次闲谈中，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在影、视作品的冲击下，小说要赢得读者，就要让人家有阅读快感。这种阅读快感是影视作品所不能替代的。”尽管他还是说得那么随意，我却不敢“掉以轻心”，我再一次阅读他过去和现在的作品，我发现，他有意把早期作品中故有的机智与幽默的成份推向极致，使之贯穿始终。
少衡的机智主要体现在对故事的叙述上，他善于讲故事，善于“吊胃口”，把一个本来不是很复杂的故事讲得津津有味，把你急于知道的东西藏在袖子里，这就是所谓的悬念，悬念有故事的，也有心理的。这种双重意义上的悬念的运用在他的短篇《愉悦》已见端倪，到《钓鱼过程》得到圆满。一路下来，《纳米布》、《亚健康》、《秘书长》、《尼古丁》、《林老板的枪》、《该你的时候》，到《金粉》和《蓝筹股》又有新的突破。我特别喜欢《金粉》的悲剧意识和《蓝筹股》的新思维。他的幽默主要表现在叙述语言上，这种幽默的主要特征是：一方面把略带政治色彩的常用语言生活化，使原本需要很正经说出来的事情带有调侃的味道，另一方面，把世俗的叙述对象准严肃化，使原来只要很随意说出来的事情严肃化，造成一种心理反差，使读者在这种反差中得到略带跳跃的轻松感，眼随心动，不禁一笑。这是我们这个特殊时代的特殊语言，这也许不是杨少衡的独创，但他用出了自己的特色，自己的风格。而这种贯穿始终叙述方式和叙述语言与恰到好处的悬念的运用，正是阅读“快感”之所在。
我想一个作家的叙述方式和叙述语言并不是单纯的技巧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而思维方式的转变源于对生活的感悟。杨少衡的成功，从本质上讲，还是来源于他对生活新的感悟。杨少衡的感悟不是一般的，是痛切与了解的混合体，是带有传统儒道合一味道的当代忧患意识，这需要正义感、责任感，更需要宽大的胸怀和高远的目光。杨少衡的感悟使我想到他的微笑，他的微笑是别人学不来的，因为这发自于他的内心。
我于是下决心向他学习，也换一把“枪”，也来一点“快感”。我连续写了6个反映高校生活的中短篇，好像有点进步，有一个短篇被《小说月报》转载，有一个中篇被王干主编的《华文2005最佳青春小说》选中，我把消息告诉少衡，他哈哈一笑，说，好势好势。还是一句漳州土话，杨少衡喜欢讲漳州话，就是他到福州之后，我们通电话，一听到我的声音，他便用漳州话叫我，他这一叫，我便觉得少衡没有走，还在漳州，就站在我的面前。好势就是很好，但比很好还有味道，这种味道只有漳州人知道。少衡常常把好势挂在嘴上，但好势一般用于说别人，而说到他自己，则改用“歹势”。“歹势”的意思有时是不好有时是不好意思，他说“歹势”时常常略带羞涩状，所以作不好意思解。他在三种情况下说“歹势”：一是他帮了别人，别人向他表示感谢的时候，他为别人办事，再大的事他也说是小事小事；一种他让别人办事的时候，他让人办事，再小的事他也觉得给别人增加了很大的麻烦；三是别人说他好话的时候。遇到这三种情况，他就说歹势歹势，也就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最近《厦门文学》要在“百年福建文学”栏目中搞一个漳州小说群专辑，让我找个人写少衡的印象记，我请海迪，海迪二话没说说写就写，写得很激动，放下笔便给我打电话，说他写完了，题目叫“无为者杨少衡”，我说赶快给少衡发过去，他说他的电脑坏了，把少衡的伊妹儿地址丢了，便借了别人的电脑发给我，让我转发。我一看，果然写得相当棒。隔了几天，他又给我打电话，说我这几天睡不着，很久没有这么激动过，把少衡最近的小说又读了一下，我们小弟真真是出息了，越写越好。我说是的。他说，我的“无为者杨少衡”也写得很棒，你说呢？我说，只有你才能写得这么好。他说我发明了“软幽默”你注意到了没有？我说这个发明很好很切合少衡的小说。他说我还有话没有说完，想再写一篇评论。几天后，他又给我打电话，说评论写出来了，绝对一流。这就是后来发表在《福建文学》2005年12月号那篇《“软幽默”及无为而为》。接到杂志后，他又给我打电话，说，编辑部把他的文章删了好多，怎么办？能不能找个地方再发一下，我说好像没有办法。他便很遗憾地放下电话，他要说的话没让说完，觉得很对不起朋友。
海迪是真诚的，只是他的真诚有时不被理解。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朋友们大都结婚生子，唯有海迪还是单身。那时报上征婚的事搞得很热闹，我们就想也给海迪征婚，少衡说，好势好势，我们就来征征看。经过一番策划，便以李海音、张力、唐敏、我和杨少衡的名义在《生活与创造》上为他登征婚广告，这些人都是写小说的朋友。当时文学在少女当中还有些吸引力，“爱好文学”是恋人们见面的常用语。征婚广告大获成功，海迪在众多的应征者当中选定了一位沙县的少女，并在省作协在漳州召开第一次“杨少衡、青禾、海迪作品讨论会”期间结了婚，婚礼很热闹。不久，海迪又在单位分了套新房。双喜临门，我和少衡便到他的新房子去喝酒。那次酒三个人都喝得满脸红光天昏地暗。没想到数年后海迪发生婚变。婚变纯属个人私事，却有好事者给上面写信。信的大意是说，海迪是这样一个家伙，可见作为海迪朋友的杨少衡和青禾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别看他们道貌岸然，肚子里全是男盗女娼，要不然，小说怎么做得出来。这信七转八转转到少衡手上，少衡偷偷拿给我看，我们看完哈哈大笑，原来我们都不是好东西。当时海迪已经转了干部，听说还要提拔到一个镇去当副镇长，这一下全泡汤了。海迪于是看破，下海开书店。下了海的海迪渴望一个良好的市场机制，大家平等竞争。这样的环境暂时还没有形成，同行竞争难免有人使坏。有一次海迪给我打电话说生意上出了点小麻烦。我解决不了就让他找少衡。海迪说，这种事找少衡会不会影响他的前途。我说不会吧，这又不是什么大事，主要是找人把事情说清楚。于是他就找少衡。少衡说没事没事。果然也就没事了。少衡人缘好，信任度高，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说，事情就没了。
有人说少衡的人缘大都来自于他的微笑，我想有一点道理。在漳州，许多人喜欢少衡的笑，他的笑的确很有魅力，他的笑从他的内心溢出，给人真诚友善温暖和信任。但他的笑有时也不是真笑，是傻笑。他傻笑的时候特别可爱，让人特别忠厚特别放心也特别上当。毫无疑问少衡是一个聪明人，但聪明人有时也会犯傻，伟人的犯傻叫“大智若愚”，少衡的犯傻是“假傻”，假傻是漳州话，那个傻字是漳州土音，标准的写法应该是上面一个“失”，下面一个“心”，没了心不就傻了吗？有专家研究这是一个古字，但我没找到它的出处。就是明白人装糊涂。少衡这傻笑是一种策略，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这种办法既不违背他做人的原则又不至于伤害别人。这种傻笑的出现随着他地位的上升频率越来越高，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有好几次他笑我也笑，他傻我也跟着傻，傻笑之后，他又对我笑一笑，我也对他笑一笑，表示可以理解。
少衡现在跑到福州去了，说不准还要跑得更远。我想，跑到福州的杨少衡还是漳州人，不管他走到哪里，我们都认为他是漳州人。漳州是个小地方，以前总是打水仙花牌，后来又说是中国女排的训练基地，人家还是不知道漳州在哪里，只好说就在厦门边上。这让漳州人很失落，1300多年前漳州建州的时候，厦门在哪里？漳州的确很古老也很文化。伟大如朱熹在漳州当过市长，他的《四书章句集注》就是在知漳州时完成和刊行的，还有明朝的理学大家黄道周，写过《东西洋考》张燮，现代文学史上的林语堂、许地山和杨骚。当然这些离我们都比较远。平和的漳州人有时也很虚荣，很希望漳州再出一两个名人，大家沾沾光。看来杨少衡有点希望。有朝一日，万一杨少衡出了名，我们就可以说，这人我认得，而且关系有点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