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内心的恐惧或无惧

我们内心的恐惧或无惧

­——看《中篇小说选刊》2012年增刊第二期

   郑润良

本期为“实力小说家专号”，作者多为60后或70后作家。范小青、滕肖澜、刘建东、许春樵、胡学文、董立勃、王松、刘玉栋、狄青，的确都是当代中篇小说创作界响当当的名字。因此，集中考察他们同一时期的作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当代中篇小说创作的基本水准、主题趋向、精神品性等等。

首先要谈到的是胡学文的《营盘镇》。胡学文因底层叙事出名，但他近期的中篇小说创作题材多变，奇招迭出，令人感慨这位作家创作力的丰沛。《营盘镇》在风格上与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颇为相似：没有前因后果的叙述、似有若无的情节线索、影影绰绰的人物形象……但它的主题却是当下的——我们还存有内心的恐惧吗？小说交织着过去时与现在时两个时态，小说中的一个中心人物朱力在现在时态中通篇并未出现，但他的存在造成了一种叙事压力和心理压力，迫使其他人物的行动轨迹、心理轨迹发生了变形。最终，隐约多重的叙事线索会合在一起，让我们看到小说中的人物都有各自的心结与恐惧。朱宏的恐惧是因为朱力的提前出狱打破了他日常的婚姻生活，也让他看到了自己内心的阴暗。在“善与懦弱”这一对相近词中，他永远属于后者。叙述者在文中暗示我们，当年面对暴虐、失控的父亲，朱宏意外中成了一起弑父案的主角，但却是他的兄弟朱力代替他走进了监狱，而朱宏则代替朱力娶走他的女朋友小青，成了裁缝铺的主人。当朱力提前出狱，朱宏的第一反应不是高兴，而是踌躇不决。小青虽然多年来没有忘却朱力，这从她仍然记得他喜爱的每一道菜上可以看出，但她同样不知如何面对朱力。警官杜克不得不重新面对自己当年亲手制造的“冤假错案”的后遗症，无法心安理得地等待退休。最具喜剧性的恐惧是牛哈哈的恐惧，他害怕朱力向他讨债，更害怕随着牛蛙的丧失，从此生活无望。总之，在朱力出现以前，他们都自得其乐地活着；朱力出现之后，他们发现自己的生活早已存在一个巨大的黑洞。按照作者的说法，这些人物并不可爱，都是在道德上有亏欠的人。但他们还有可敬的一点，因为他们至少还懂得恐惧。

刘玉栋的《暗夜行路》关注的也是恐惧，是曾经的乡村生活中对“鬼”的恐惧。在名医方四爷的鬼故事叙述中，我们发现“鬼”往往与一些动物的“冤魂”连结在一起：一条被“斩首”的长蛇，一只与母亲嬉戏时被突然打死的小黄鼠狼，都可能以“鬼”的形式阴魂不散萦绕施暴者让他体会到同样的痛苦莫名。这些鬼故事似乎在提醒我们，并非只有人才是万物之灵，万物自有灵性，不容随意践踏。小说结尾方四爷的死恰恰表明对万物失去敬畏之心的人比任何鬼都可怕。

《营盘镇》里的人多少还有恐惧之心，而刘建东的《羞耻之乡》里的大陈庄则成了一个“无耻之乡”，一个远近闻名的偷盗村。在功利氛围浓厚的时代里，虚构的大陈庄却有种令人尴尬的逼真的意味。黄登明的转变和救赎无疑寄寓了作者热忱的希望，而少年黄耀民的堕落折射出我们积重难返的现实与道德的困境。

当土地财政在GDP里占有不可忽视的比例时，作家们描述当代生活的图景同样无法忽视那些高楼的存在。范小青的《万丈高楼平地起》将一个红极一时的房地产商红姐与精神强迫症患者关联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一个一心“高楼万丈”的人，一个无所畏惧的人，一个病入膏肓的人，提示我们时代的主流图景背后可能存在的精神症候。但小说的叙事肌理略显粗糙，白晓光的反戈相击缺乏足够的叙事铺垫。

滕肖澜的《握紧你的手》同样涉及“房事”，但在叙事上要绵密得多。人物内心的迂回曲折、沟沟坎坎，或徐徐交代，或水落石出，让我们看到围绕变相强拆引出的一系列众生相。孙晓美的委曲求全、凌保富的龌蹉下流刻画得淋漓尽致；送饭小工的叛变求利、李谦从“拔钉子”专家到专业“钉子户”的转变都交代得入情入理，显示了作者扎实的写实功底。

许春樵的《你不是城里的女人》，从题目就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城乡等级差别的义愤。城乡之别由来已久，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政策加剧了二者的等级差别。在这种冰冷僵硬的等级面前，任何试图逾越的血肉之躯都可能被伤得体无完肤。表姐吴玉芬寄寓了作者对乡村美的所有理想，她和优秀乡村青年于耕田本是郎才女貌的天作之合。但在城乡等级差别森严的年代，不但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乡下人自己也看不起自己。乡村美女吴玉芬凭借自身的美好形象却只能踏入城市的最底层，成为二流子式的周克武任意蹂躏的对象。沧海桑田，当年爱情失意的于耕田终于成了城里呼风唤雨的“于总”，吴玉芬们却已经丧失了自己最美丽的青春。吴玉芬父亲曾经为了女儿高价购买名不副实的城镇户口，在新时代却带头拒绝农转非，他的遭遇表明农民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城镇户口，而是平等和尊重。城乡有别，城里人也要分个三六九等。在狄青的《闭嘴》里，城市贫民顾秀枝无意中高攀上精神失常的资本家狗崽子于来水，混入葡萄藤胡同，一路跌跌撞撞、使赖耍狠，最终跻身上流又一跤跌倒。顾秀枝的发家史饱含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与痛楚，也折射出了改革前后城市的变化史。

董立勃的《远河》涉及的是另一种等级，农场卫士和劳改犯的等级。李场长、夏兰、郭洪，从现实等级上看代表着三个界限分明的阶层。但从情感的角度看，他们是三个在特殊年代追求爱和自由的普通人。此文或可商榷的一点是，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六七十年代丢失一把枪可能引发的波动。王松的《情途》的确写出了生活的腠理，写出了男女之间爱恨交织、转换的复杂关系，但在主题的升华上或许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功夫。

[作者简介]郑润良,福建省福州人，高校教师,文学评论学者，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