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文学的新阶级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综论 

陈晓明

　　2011年夏天，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落下帷幕，五部长篇小说《你在高原》、《天行者》、《蛙》、《推拿》、《一句顶一万句》摘得桂冠。

　　茅盾文学奖评奖年限虽然规定是最近四年出版的作品，但此次评奖的时间却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发展到一个阶段的时间窗口。汉语文学不管是借鉴西方的经验，还是重新激活传统资源，都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也可以说有一批作家走向成熟；有一批作品很有分量。全部汉语文学的艺术特征和艺术高度显得很清晰，汉语文学的当下和未来的道路也更加坚定踏实。

　　本届茅盾文学奖固然有各种经验可以总结，但我以为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评委们在心里保持着对中国文学的虔敬，自觉承担着对中国文学的责任。因此，大家能从对中国文学的贡献的角度出发来评判作家的成就和作品的文学价值，这就把茅盾文学奖推到一个历史性的高度，也就是为中国文学立标杆；为往圣传精神；为未来寻道路。我个人以为，这次评选出的五部作品，基本可以担此重任。　

　（一）

 　　在这里，就几部作品做简要评析。

　　张炜的《你在高原》，荦荦大者，10卷本，450万字，这显然是汉语写作史上的不同寻常的举动，这是站在高原上举目四望的叙事。这里我们当然不可能去展开论述这部10卷本的鸿篇巨制，仅就其中的第一卷《家族》、第二卷《橡树弯》、第五卷《忆阿雅》、第六卷《我的田园》……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几卷都相当精彩，抽出任何一卷放在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平台上，它都称得上是一流的作品。一个作家写作10卷本的长篇，能写出三四部，甚至五六部都相当精彩的分卷，这无疑是了不起的成就。其中的《忆阿雅》我以为是极其精彩的作品。我想张炜的成就已经变得无可怀疑了，《你在高原》把汉语小说叙事推到一个新的境地，激发了汉语文学很多新的素质。

　　张炜用“我”的主观化反思性叙述穿越历史。张炜的叙述人“我”携带着他强大的信仰进入历史，并且始终有一个当下的出发点。这使与历史对话的语境，显得相当开阔，建构了一个庞大复杂、激情四溢的叙事文体。这么一部10卷本的长篇小说，尽管每一部都有独立的主题，都有独立成篇的体制，但叙述人贯穿始终，其中的人物也在分卷中反复登场，故事也有明晰的连贯性。张炜在这么漫长的篇幅中，始终能保持情绪饱满的叙述，那种浪漫主义的激情和想象在人文地理学的背景下开辟出一个空旷的叙述语境。张炜以他的自然自在的方式释放出充足的浪漫主义叙事资源，或许说以浪漫主义为基础，融合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元素。张炜以“我”的叙述穿过历史深处，同时用多元的叙述视角展现出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张炜20年的功夫，在小说叙述艺术方面，已经磨砺出自己的风格，也把汉语小说的艺术推到一个难得的高度。

　　刘醒龙一直是一个关怀现实的作家，笔法细腻、情怀深厚，数年前的《圣天门口》颇得评论界好评。《天行者》系对早年影响深广的《凤凰琴》的扩展和续写，讲述偏远的界岭小学一群民办教师的故事。高考落榜生张英才本来有颇为远大的抱负，却不得不面对现实，靠着当乡教育站站长的舅舅才当上界岭小学的代课老师。这里的偏远寂寞，穷困无望，反映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乡村基层教育的真实困境。小说写出了身处偏远山区的民办教师的生活艰辛，他们想改变命运所做的种种努力，因此在困苦中昭示出他们默默奉献的精神品格。为小人物立传，真切而透彻地写出他们的性格、心理和愿望。小说当然也没有回避人性的弱点，但善良和纯朴终归是这些人的本性，真挚与朴实使小说始终在苦涩中透着温暖，读来引人入胜。小说洋溢着冷峻的幽默感，每天伴着笛声升国旗的场面，也是小说中的神来之笔，意味无穷。小说写情深切有力，多有感人至深的细节。现实关怀与人文关怀，使这部作品内涵丰富醇厚。
 
　　在2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莫言始终保持旺盛的创造激情，站在中国文学的最前列。他的小说运天地之气，笔法诡谲神奇，穿过历史与现实的那些苍茫的现场，让人惊叹，发人深思。《蛙》没有回避我们民族在伟大的生存斗争中必然要经历的困难，有勇气去写作生存现实中的独特题材。莫言在叙述这样的民族和个人的创伤时，他采用了异常冷静平实的叙述方式，写出那么多生命的创痛和坚韧，那么多心灵的隐忍和闪光。这与他过去的汪洋恣肆的语言挥洒式的叙述颇为不同。显然，莫言不会满足于这样的朴素平实的叙述，他用稚拙的书信体穿插于其中，再以荒诞感十足的戏剧重新演绎一番姑姑的故事。原来压抑的激情和想象，以荒诞剧的形式表现出来，给人以难以名状的冲击。

　　我们可以看到莫言如何与当下历史展开对话。《蛙》拼合了书信、小说叙事与戏剧的多种形式，打破了历史的整一性结构，自我的经验卷入其中。《蛙》是逃离模式化的历史编年叙事的一个启示性的文本。《蛙》的戏剧如此大胆地把文本撕裂，让悲剧的历史荒诞化。从容而自由、机智且幽默，显示出莫言在小说叙事上的强大能力和不懈的创新精神。

　　毕飞宇的小说以细腻温雅为人称道，他擅长深入内心去把握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推拿》写一群在推拿房里工作的盲人的故事，这个小小的“沙宗琪推拿中心”，也是一个小世界。他们共处在这个小小的黑暗的世界，生活如此艰辛困苦，他们在努力、自食其力，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和人生价值。他们可以在黑暗里看到光亮，他们也与常人一样有七情六欲，一样有对幸福的理解和追求。然而，他们抵达幸福的道路是如此漫长艰难。

　　小说最重要的一点，写出盲人的自尊自强，他们因此而具有的特别敏感的心理。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行走，也如同走在盲道上，也如同在走命运的钢丝，小心翼翼，每走一步似乎都无比艰难。小说把盲人之间的友爱写得动人心弦，透过对爱的追寻，写出他们因为自强不息而在黑暗中摸索的精神品格。毕飞宇的小说叙事似乎已经炉火纯青，他能拿捏到火候，把一种心理刻画得微妙而又淋漓尽致。小说写了一群人物，张宗琪、沙复明、小马、金焉、都红等等，这些人物几乎个个都有性格，毕飞宇把握人物已经是极其老到。就这部小说而言，当然得自于他有过相当一段时间担任特殊学校的教师经历，那是深入生活的真切体验。从另一方面来说，毕飞宇的小说笔法业已精细老道，温雅中却有冷峻，细腻中有棱有角，读来总是要触动人心的疼痛。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出版于2009年，这部有着诙谐书名的作品，其实却透着骨子里的严肃认真。它以如此独特的方式进入乡土中国的文化与人性深处，开辟出一种汉语小说新型的经验，它转向汉语小说过去所没有涉及的乡村生活的孤独感，以及由此产生的说话的愿望，重新书写了乡村现代的生活史。

　　刘震云一直在重写乡村中国的历史，他的重写不可谓不用力，不可谓不精彩。但《一句顶一万句》出版后，刘震云此前的写作仿佛都是为这部作品做准备。这部作品涉及的重写乡村中国现代性起源的主题，涉及乡土中国叙事的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独特表现方法，都具有可贵的创新性。

　　刘震云这部作品并未有介入现代性观念的企图，小说只是去写出20世纪中国乡村农民的本真生活，对农民几乎可以说是一次重新发现。农民居然想找个人说知心话，在这部作品中，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在寻求朋友，都有说出心里话的愿望。这样的一种愿望跨越了20世纪的乡村历史，刘震云显然在这部小说里建构一种新的关于乡土中国的现代性叙事，一种自发的农民的自我意识。

　　这部小说并不依赖历史大事件进行编年史的叙事，它的叙事线索是一个乡村农民改名的历史：杨百顺改名为杨摩西再改为吴摩西，最后把自己的名字称为罗长礼——这是他从小就想成为，却永远没成为的那个喊丧人的名字，这就是乡土中国的一个农民在20世纪中的命运。这部作品开辟出一条讲述乡村历史的独特道路。

　　这部小说对乡村中国生活与历史的书写，一改沈从文的自然浪漫主义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宏大现实主义传统，而以细致委婉的讲述方式，在游龙走丝中透析人心与生活的那些分岔的关节，展开小说独具韵味的叙述。这种文学经验与汉语的叙述，似乎是从汉语言的特性中生发出文学的品质。它表明汉语小说在21世纪依然有能力保持自身的独特文学性，并且有着极其丰富的可能性。  

　　（二） 

　　就以上几部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来看当今中国长篇小说成就，可以简要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

　　1．思想高远，境界开阔。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为中国长篇小说的思想性不够深厚而困扰，但我们要什么样的思想性，却并不清晰。上世纪80年代中国小说的思想性依赖时代精神，90年代才开始以个体为本位展开思想性探究，直至21世纪，中国作家对历史的反思和生命体验的感悟，这才开始有个人的坚实性和深刻性。如莫言的《蛙》对生命存在的透视，在诙谐幽默中流淌着深切的反思。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对中国乡村生活中可能滋生出农民的自我醒觉意识，说话与友爱的愿望及其困境，这种思想无疑独到，未尝不是在现代历史的和生命伦理的高度来理解中国乡村生活。张炜的《你在高原》则是以其博大的思想情怀，反思历史与注视50年代的人，其思想的尖锐和穿越现实的顽强，都给人强烈的触动。事实上，未获奖的一些作品也可以看出其思想多有作家个人独到自觉的思考。

　　2．融合传统，贯通中西。自白话文学运动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就深受西方的影响，历经五六十年代受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影响，在80年代则转向借鉴欧美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经验。但90年代以来，中国长篇小说在思想上和表现方法方面，也到传统文学中寻求资源。获奖作家们在这方面做得颇为突出。他们的作品已经不再那么鲜明地看到西方文学的直接痕迹，西方与中国传统，都转化为个人更为内在的文学经验，更为自然地融会于小说叙事中。八九十年代，每位中国作家的身后似乎都站立着一位西方大师，现在则是个人经验占据主导地位。如此这般的汉语小说，已经无需斤斤计较于西方/中国、传统/现代以及各种主义的区分，如此这般的汉语小说可以率性而行而自成一格。

　　3．风格多样，个性鲜明。80年代的长篇小说，因为时代反思性背景的同一化，以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显性规范化，长篇小说的艺术风格其实是颇为整齐接近的。例如，历史叙事的整体性、线性的时间结构、主要人物占据的中心化位置、情感的有序性逻辑等等，这些现实主义方法的共同性太过明显，给作家个人风格留下的余地就相对要小得多。90年代的个人化叙事，不只是为思想的非同一性建立起开放的语境，同时为表现方法的多样化提供了可能的空间。作家追求的是个人的表现方式。仅就这五部获奖作品来看，其表现手法与艺术风格差异甚大，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叙述方式，有自己对长篇小说不同的理解，有自己独到的语言风格。张炜的主观化的昂扬叙述与毕飞宇的客观化的冷峻叙述相去甚远；而同是诡异莫测的叙述，《蛙》的多文本策略与《一句顶一万句》的分岔延异式的叙述大异其趣，但都让人感受到独辟蹊径的高妙。就是毕飞宇在冷峻中透出的光亮与刘醒龙在苍凉中显现的温馨也是各具韵味。

　　4．大气恢弘，游龙走丝。因风格的多样化与个性化，当代小说格调气象也显示出丰富多样。既有大气恢宏的鸿篇巨制，也有技法细密如游龙走丝的神韵之作。莫言过去的作品多有气势强健的特色，《蛙》则在平实的叙述中透着一股飞越的神气，汉语小说的叙述艺术已然跃进到无迹可求的境界。毕飞宇的小说在细腻中拿捏得十分精准；刘醒龙的舒畅纯净总是散发出一层悲悯气息。当然，张炜的《你在高原》气势宏大充盈，而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则娓娓道来，时而诡秘岔开，神龙见首不见尾。如果认为它们是一味高亢或一味浅吟，那就未得其要领。《你在高原》有着非常精湛的小故事的叙述和极富有感染力的细节描写，它对人物心理的微妙感的捕捉令人惊叹；同样，《一句顶一万句》对中国乡村现代性起源的另一面向，即乡土中国农民内在自我的生成这种世界性的主题的触及，堪称大命题、大思考。

　　其实，在艺术上显示出这些质地的并不只这几部，这次参评进入前20的长篇小说，有不少可以说也是相当出色的作品，它们从不同的方面体现汉语文学从现代发展至今的艺术成就。评价一个时期的文学状况，整体上的总体评价是一个角度；但要认识这个时期的文学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只有通过极少数的代表性的作品才能体现。茅盾文学奖推崇的作品并非仅只是纯文学的代表作，纯文学也并非仅只是当今文学中的一个局部或支流；纯文学的代表作品依然要作为这个时代的所有文学的精神底蕴，没有这样的底蕴，狂欢式地生长的文学和文化就失去了传统的血脉，也找不到传承的方位。

　　当然，这五部以及当今汉语长篇小说，无疑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不足，例如，长篇小说的艺术构思和叙述的推动机制问题，如何在更为复杂的思想层面反映现实和反思历史，如何更真实更深刻地表现人物性格和命运等等，依然要面对严峻的挑战，要做出艰苦的努力。当然，我们坚信中国文学在今天发展到一个成熟的也是崭新的阶段，它有能力开辟自己的道路，在21世纪的世界文学中占据闪亮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