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凤伟的叙述相当平实，一如陈官们的慢生活。当然与尤凤伟的叙述相比，陈官的脚步更加的散漫慵懒，当然还有疲惫。不只是陈官、陈东，《魂不附体》中的所有人的脚步几乎都很慢。快的是他们的“念想”，无处不在的欲望挟裹他们的灵魂把身体远远后边。那个算命的，与其说是会相魂，还不如说是知道矿下的危险，矿工的生命随时可能会被葬送。然而，在金钱的诱惑下，他居然甘愿顶替矿长下矿，最终成为牺牲品。算命人本已洞察了一切，并在警醒他人，自己却同样因欲望而丧魂落魄。这是一个极具张力的隐喻。在这里，我们全然看不到道德、人性和精神的光芒，只有欲望在横冲直撞。魂不再与肉体相连，不再呼吸在生命里，人们岂止是因为追逐利益而抛开了灵魂，根本就是早已忘记还有灵魂的存在。尤凤伟的艺术力正在此，实打实地写生活，没有渲染、不做炫技，让人物循着自己的目光前行，不打扰人物的言行，更不站出来发表主观性的议论。叙述的线条清晰流畅，人物关系简洁明了，极强的动作性成为作品的内驱力，从而结构出小说好读的品相。如此圆润饱满的叙事，带给我们的却是“魂不附体”式的惊诧和深至骨髓的痛楚。
二、对传统荒芜与传承的考量
两极化的乡村书写，是这些年文学叙事的重要特征，2012年的中篇小说在这方面更具典型意义。《羞耻之乡》（刘建东）、《无鼠之家》（陈应松）和《漫水》（王跃文），当是此类叙事的力作。冷静地描写遍体鳞伤的乡村，揭露其所遭受污染，是一种声讨与追问，也是怀念曾经的纯净。诗意乡村之美，沉醉于乡村的朴实，是对乡村之恶的反击与淘洗。因而，两者的目的是相同的，以乡村叙事为途径，强化精神家园的集体记忆。
刘建东《羞耻之乡》（《山花》第9期）在本质上算不上真正意义的虚构性作品，而是在移植的基础上稍加抽取完成了对现实的尖锐刻画，以表象的极端行为对生活的某一断面实施了精确打击。或许没有以盗窃为生的村庄，但造假之村是现实存在的。退一步说，即使是虚构了具实的生活，但其里的道德、精神的荒漠化，远没有现实生活惊悚。正因为如此，纵然我们认为刘建东在尽虚构之能，但我们却读不出荒诞。
刘建东笔下的大陈庄，是个盛产窃贼的村庄，人们走出村庄潜入城市，以盗窃为生，以盗窃发家致富。留守的人安然地享受着亲人们做小偷的成果，回乡的车上大陈庄人兴奋而自豪地炫耀、交流偷技。那些道行深的人竟然在村里开办小偷培训班，持续培养盗窃人才。羞耻之乡的人们大多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倒是黄登荣这样最失败的小偷，反而受到奚落，被人讥笑；表姐这样的道德坚守者成了村庄的另类，这是以反向的力度状写大陈庄的污浊与荒芜。黄登明是位觉醒式的人物，开始踏上了救赎之路。极具反讽意味的是，黄登明无意中帮了警察的忙，却生出了负罪心里，认为是自己断了乡亲们人的财路。为了赎罪，他送出自己的血汗钱去弥补自己的过失。这表明，黄登明所谓的精神返乡之路其实是不彻底的，不坚定的，内心并没有真正澄明。黄登明精神和灵魂的返乡之路，异常崎岖，步履蹒跚，风雨飘摇，得不到大陈庄人的理解与认可，没有任何人施以援手。原本清醒的“我”也日渐迷失，坠入彷徨的沼泽地。面对大陈庄的沉沦，我泛起羞愧之心，为故乡的羞耻而痛心。可是，“我”又是懦弱的。黄登明给“我”有关局长的秘密资料，我先是不以为然，认为局长是清廉的，后来有所怀疑，但终究没勇气打开那些秘密。在文化意义上，乡村本是精神的家园，对于“我”这样走离乡村进入城市的人，乡村是漂泊中的灵魂的安放地。然而，乡村的美好已不再，只有羞耻在流淌。在精神上，“我”已经无法重回乡村，只能永远地流浪。而“我”单位的局长被“双规”，意味着“我”此地的环境也重度恶化。如此一来，“我”将何去何从？
所有这一切，编织起生存的巨大困境，让人无处可逃。羞耻之乡，不再专指大陈庄，而成为我们生存空间的代名词。从一这意义上说，《羞耻之乡》更具广泛的现实视野和深度的现实关注。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作家看似虚构，其实是真实地切入了生活。他不是打开了潘多拉盒，而是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去审视现实中的潘多拉。
陈应松《无鼠之家》（《钟山》第2期）是部多主题合奏性的作品，指涉乡村伦理的诸多方面，将乡村以及人物置于绝境之中，放任其无序失道。环境恶化、信仰混乱、乱伦、弑父……《无鼠之家》几乎触及到当下乡村生活的所有尖锐问题。可以说，《无鼠之家》是2012年度最让我们心痛又最值得我们深思的作品。陈应松竭力深潜现实生活，准确体检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创伤和民众的病态心理，值得我们尊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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