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异质性

三、人

　　小说中的人与现实生活中的人是不同的，是异质的人。但人是小说的主旨，是小说的安身立命，涉及到的题目有很多，也很大，在这里我所谈形态上的人，在整个文学创作中只是很小的一个方面。

　　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能遇见有异质的人。比如我们城市曾经发生过一件事，一个安徽来沪打工青年，有一天携妻子到浦东游览，抬头看见经贸大厦，心情很激动，一鼓作气就爬了上去。有趣的是，在这之前，一个法国登高专家，曾经来经贸作了数度考察，一会儿测风向，一会儿量楼距，准备攀登经贸大厦，这时候一听说那青年赤手空拳爬了上去，从此作罢，再没消息了。这个青年就有些像小说里的人，是常态之外。在生活里，这一类的人常常吸引我的注意和喜欢。有一回，在美食广场吃饭，那一间餐厅门口立着一个卡通大娃娃，形貌可爱，服务员们从它身边穿行往来，全忙得脚不沾地，其中有一个小姑娘，百忙之中却在卡通娃娃跟前站定，摸一下娃娃的头，这也是异质的人。倘若留意，我们会发现，四处都是这样的特殊性格的人，但也还是那句话，缺乏一个形式，将这些只鳞片爪组织起来，呈现出意义。现实的力量太强大了，将人的形态全规划为类型，就好像用模具脱出来的一样，那些独一份的特质有时会以疾病的方式苟存着。现代精神病学为病态人格探寻出社会生活的病因——其实，这也是赋予形式的方法一种——从此为小说写作提供一类人物形象，疾病使他们的异质性变得合理了。在此也透露出小说中的困境，那就是要处理异质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就是说，我们如何给予形式，一方面使这些怪人变得可为常理解释，另一方面却又不损失他们异质的意义。古代神话传说中充满了这样的人，是作为神来出现的，雨果《巴黎圣母院》中的埃丝米拉达和卡西摩多，是两个化身为人的神，而雨果大约也感到力有不逮，敌不过现实规范的挑剔，因此是将故事往后拉回三百多年，小说开篇就表明了时间——“距今三百四十八年六个月又十九天”，放到中世纪。而雨果终究是浪漫主义大师，他的人物都是在常态世界之外，但他也不得不为他的人物选择特殊的条件，比如，冉阿•让是一个罪犯，直到最后也没有合法身份；“笑面人”在杂耍人中栖身；《九三年》中的人物史实可考，然而扭转人类文明进程的本来就不是常人，革命就是历史的异质性，我们不是喜欢称“史诗”吗？将历史人物世俗化是现代主义的潮流，再要追溯上去，其实在批判现实主义写作中浪漫主义已经荡然无存。小说随了它的写实性格不断演进，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越来越近。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几乎难以找到异质的人物，比如《包法利夫人》，它像一面镜子，让世人看见自己的面目。比如巴尔扎克“人间戏剧”中的人物，我们是用“众生态”来形容。其中我倒是觉着《贝姨》里那个老贵族于洛男爵有一些异常的气息，他那么受本能支配，而随了境遇的没落，他所求欢的对象也不断降低阶层，真是潦倒得很，失身份得很。在他周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并兴隆上升，是无比现实的景象，他的异质性却没有提供高于现实图景的想象。一旦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文学便面临挑战，批判现实主义已经是他们最大的贡献。从此，现实世界被夯得越来越结实，异质人物只能夹缝中求生存。现代主义其实是另辟蹊径，不幸的是，它们的命运常常殊途同归，还是蹈入现实的窠臼。卡夫卡的《变形记》，人都变成了甲虫，但依然是现实的处境与景象，甲虫也是常人所思，常人所想。魔幻现实主义里的人物都有异禀——我不说“异质”，而说“异禀”，这些有神奇禀赋的人，最后上演的是一出再现实不过的戏剧，拉丁美洲的现状。现实主义是强调合理性的，于是，异质性就很困难现身了。

　　在此，我用来证明，人物异质性还是有机会表现的，是德国当代作家徐四金的小说《夏先生的故事》，台湾小知堂文化1999年版本。

　　所以选这篇小说，是因为它有着一种单纯性，在清洁简洁的故事中，那一位夏先生的形象就变得很鲜明。夏先生出场在一个小学生的不断精进的视野里，这孩子曾经热衷于爬树，因为爬树会给他“飞翔”的体验。大风天里，在丘陵上起伏奔跑，几乎就有一种要飞的感觉。爬树爬到那棵老榉树的顶端，望着遥远处的落日，就真有点像飞行的感觉——“飞行的替代品”。就是在他这个年纪里，夏先生来到他们的村子，其他勿论，单说夏先生这个人。他有一个癖好，就是走路。几乎每天日出之前离家，直走到月亮升起。很难说有什么目的，或者绕湖走一遭，长度在四十公里，或者往县城走两个来回，单程十公里，加起来也有四十公里。他的衣着随季节转换，分别为黑色长大衣，红色绒线帽，和酱色亚麻单衣，浅平草帽，不变的是无论光腿还是长裤，脚上都是一双大靴子，令我想到中国神话里哪吒的风火轮。夏先生还有两件不离身的东西，也像是中国神仙的法器，一把手杖和一个背包，手杖用来支撑他的步伐，背包里是雨衣和食物。就这样，小孩子在树上飞行，夏先生在地上疾走。真正与夏先生接触是在一个星期日午后，父亲带他从去看赛马，回家路上遇到暴风雨，转眼间有下起冰雹，风雨过去，视野渐渐清晰，便看见疾走的夏先生。父亲再三再四邀他上车，他只作不听见，最后父亲急了，说出一句：“全身都湿透了，这样您会没命的！”就是这句话惹恼了夏先生，他回答了一句话，也是小孩子所听见的夏先生惟有的一句话，他说：“那就请让我静一静！”父亲分析夏先生为“空间恐惧症”，可是这名小学生，却不是这么理解的，他以为夏先生就是必须在户外走来走去，“在户外走来走去，就好比爬树可以让我感到心旷神怡一样。”在这里，病态人格就演变成一种诗意的个体形态，惟有没有受教化的小孩子才可能认识常态之外的存在。然而，这种原始能力很快就不可避免地面临了社会规范的改造，生活打磨着粗糙尖利的部位，使之变得滑顺，得以纳入大多数的人群。这打磨的过程也是受挫折的过程。这孩子看见夏先生总是在他受挫的当口，一次是失恋，他隆重准备的约会小女朋友，被推辞了，只得一个人往回走，就在这凄凉的时刻，看见了夏先生疾走的身影，“在远方，只见这个小黑点继续向前移动，快慢有序地越过地平线。”另一次是从钢琴课落败而归，心中的痛楚让他又爬上老榉树的树顶，享受眼看要坠落的危险的诱惑，安全起见，盘腿坐下在树枝上，想象中浮现起自己的葬礼，悲壮而且宏伟，于是，自由落体的诱惑又来了，这时候，夏先生出现了，他的古怪行状使孩子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行为的荒唐——这时候，社会的训练已开始奏效，小孩子正处在半蚕半蛹时期，不禁对夏先生起了惧怕，赶紧逃回自己的生活，也意味着两个异质人分道扬镳。接下来，就已经五六年过去，孩子长成少年，他学会许多知识，钢琴课的成绩也很不错，而且他拥有了一辆自行车，可以在自行车上飞翔，爬树的癖好差不多过去了。就在此时，他最后一次看见夏先生，并且是目睹了夏先生的结局。夏先生走向湖水，在湖水中渐行渐远，直至没顶。

　　这个故事听起来还是有些像童话，夏先生在世人眼中还是病态，但那个小孩子，也就是叙述者的眼睛，所含有的自省神情，透露出一种信息，那就是完全可能夏先生是正常的，而我们所有人都是病人。我将这个故事的用意在于，小说有机会在现实常态中表现异质人物，也就是这些异质性才使得小说所以是小说，而不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