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贴时代的斑驳图景

拼贴时代的斑驳图景

                                  ——看《中篇小说选刊》2013年第2期

     郑润良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狄更斯的这句名言跨越时空后还能引起我们强烈的共鸣。的确如此，物质繁荣、道德失范、贫富分化、人情浇薄……眼前的一切使我们眼花缭乱、失去判断。好在作家们凭借犀利的眼睛和手中的笔传递出他们的心跳、传递出人群的体温和时代的真实气候，为我们拼贴出一幅真实的时代图景。

陈应松近年来的小说创作很好地发扬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可谓“刀刀见血”，《去菰村的经历》也不例外。这篇小说与他以往小说不同的是，将戏剧性降到了最低限度，如同一篇纪实散文。整篇小说节奏很舒缓，却又不乏内在的紧张。“菰村”是作家“我”此行的真正目的地，基层选举与基层政治生态的真相是“我”急于了解的，也恰恰是我无法接近的。接近真相的过程及过程中受到的重重阻力、途中的细枝末节给我们带来了重重疑问：为什么一次普通的村委选举搞得如临大敌？为什么县政府明知有人操控菰村选举却无能为力？县政府既然无力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又不愿外界知道真相？这些疑问无疑加深了我们对相关现实问题的思考。小说中的“屈原像”无疑是个反讽的意象。在荒泽县，屈原只能作为一个赢利的符号被膜拜，他的命运所昭示的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命题却迄今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

《手语者》是蒋峰的长篇小说《白色流淌一片》中的一章，但与之前的《花园酒店》、《六十号信箱》一样，这篇小说难能可贵地达到了自身形式和内容的相对完整与自洽。《手语者》讲述的是在一个在梦想和信仰普遍失落的时代重拾信心的故事。“我二十二岁那年过得并不好，我可能一生过得都不好。”小说开头，“我”陷入了人生的最低谷：继父于勒是一个残疾人，却因杀人罪入狱；女友谭欣和“我”分手，跟她老师跑到外国。这两个最亲的人的背叛和离去，使“我”的心理防线几乎崩溃。但随着情节的发展，“我”终于得知，于勒并没有背叛我对他的信任，他没有杀人，拿钱也是为了留给“我”。谭欣也不算背叛我，在和我结识之前，她就一直追随着她的老师，追随她的艺术梦想。结尾的和解因此顺理成章。小说展示了这位青年小说家出色的谋篇布局能力和日益扎实的写实功力。

普玄的《资源》展示的是自然资源和爱心资源的双重枯竭。史昌庆是典型的功利时代之子、一个空心人，他的一切行为无不以个人功利为中心。他把性病传给女友杜安却要求素昧平生的扈成帮他担罪名，为了钱他可以叫母亲去上演自焚闹剧。他的行为几乎摧毁了杜安对爱的信仰。小说结尾摩的司机的善良无疑温暖了杜安近乎冰凉的心，给小说添上一笔暖色调。

宗利华的《师生图》中的钟一诺与《资源》中的史昌庆是同一类货色。他与老师李邦彦的亲疏远近决定于他的利益计算。当李勤勤已经成为他前进仕途中的绊脚石，他就毫不留情地一脚将她踢开。李邦彦的另一个学生马三儿虽然是街头混混，却也有仗义、重情的一面。小说结尾通过马小却的抖出包袱将马三儿娶李勤勤的行为与他的逐利动机联结在一起，事实上违背了人物情感发展的逻辑，留下了一个小缺憾。或许在批判意图与人物塑造之间，作家还要多些考量。

李诗德的《一辈子做一个窑匠》通过父亲窑狗子的一生展示了一个普通劳动者在青壮年时代的劳动和手艺中所获得的尊严感和光荣感，以及村邻之间在集体劳动中形成的默契和亲近感。应该说，作家审视时代的眼光是复杂的。他既看到了当代社会的急剧发展，但也看到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付出的代价。比如，在一个以金钱和效率来衡量一切价值的时代，父亲的手艺所代表的劳动再也无法与光荣一词联系在一起，“村里人不再以种几亩薄地为根本，而是以外出打工赚钱为时尚。”体力劳动者在许多人的眼里成为社会格局的底层。晚年的父亲因此非常失落，最后一次鼓窑的固执行为也以失败告终，宣告他以及他所珍重的这门手艺已被时代淘汰。刘醒龙的《黑夜守望》也涉及到类似的主题。 

马炜的《追逐》叙述从大学毕业分配到乡镇当计划生育专员的“我”对一名未婚先孕准妈妈的农村少女的追捕过程。小说力图探讨制度暴力及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对这种暴力的服从。小说结尾，已经追捕成功的“我”突然良心发现，成全了准妈妈的生育梦想。这个结尾虽然不算突兀，但之前的铺垫最好要再充分一些。

杨逍的《天黑请回家》描述的是底层的艰难生活场景和底层人群的相濡以沫。来到城里的乡村少妇赵月阳们只要稍有姿色，就要忍受王老板们的挑逗和骚扰。同样为生计奔波的“我”，在一次性接到王老板的一万元后，也开始犹豫，要不要怂恿赵月阳投入王老板的怀抱。底层的困境与无奈是这个时代斑驳图景中最不应该忽视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