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察历史与现实的真相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人生一世，最重要的是活个明白。和所有的叙述一样，探察历史与现实的真相始终是文学叙述的方向，只不过它更多依凭个体的感性经验与想象来达成这一目标。相对于宏大的政治、经济、道德话语，依凭个体感性经验的文学话语小则小矣，却也能以自身的尖锐、独特、丰富戳破宏大话语的空洞之处，修复历史与现实的绵密肌理，增大历史与现实图像的像素与清晰度。

关于在城市底层艰难打拼的蚁族的艰难，曾经充斥各种媒体，但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仍然让我们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悲伤。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涂自强不是不优秀，不是不努力，但他越奋斗，与他的理想距离就越远，与他出身城市家庭的同学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他不得不暂时放弃了找对象的想法，甚至最终只能将自己的母亲寄人篱下。正如作者在创作谈中所谈到的，三十年前她创作的《风景》中的主人公七哥尚且可以通过找一个有背景的老婆扶摇直上，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今天的涂自强却很难再找到一个“宁可在自行车后面笑，不在宝马里哭”的愿意和他一起奋斗的女孩。涂自强的悲剧揭示了当下社会阶层固化的残酷一面，这无疑是我们思考未来的“中国梦”时首先要面对的一个严肃的现实问题。

乔叶的《拾梦庄》以梦呓的方式触及“文革”这场中国人的集体梦魇。一个当代男驴（背包野走族），误打误撞地进入一个充满文革遗迹的拾梦庄；遇见一个黑衣美女后本想邂逅一场艳遇，却活生生受到一次文革历史教育。小说游弋于历史与现实之间，表面上是在戏拟聊斋志异，实则志在还原历史的复杂与多元性。那些长眠于地下的青春躯体胸中曾经的革命激情与梦想多年之后是否已经平息？除了娱乐化的途径，我们还有没有办法走近那段历史？联系作家胡发云引起关注的同一题材作品《迷冬》，这一题材看来已有脱敏之势。这些作家的努力无疑都为我们重新审视和反思那段历史提供了帮助。

徐坤的《地球好身影》题目上显然是对某档热门电视节目的戏拟。小说嬉笑怒骂，端的热闹，活生生成了当代时尚话语的集结地、展示台。其中最精彩的地方莫过于借助毕业于东太平洋大学的心理学博士白谷狗医生之口道出当下娱乐界的成功秘笈与话语运作策略。作者特意将决赛场景设置在历史寓意深刻的卢沟桥头，“大波女”、“肌肉男”等人轮番上阵，观众如痴如醉，共同营造了“娱乐至死”时代的绝妙氛围。“我”通过元芳的暗箱操作荣登冠军宝座后，家乡政府高度重视，准备投资两个亿打造“地球人高地”和“小鹭鸶故里文化”。这一情节纯属雷同，正所谓现实比小说更具戏剧性，得来全不费功夫。小说结尾，我得了虚名全无实惠，痛定思痛之后的改变则昭示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小说体现了作者对时代生活的高度敏感与息息相通，也充分展示了作者娴熟的艺术功底。

东紫的《正午》中的梁鑫与莫言《蛙》的女主人公姑姑有许多相似之处，都因为计生工作在晚年陷入忏悔与自责中。但姑姑的转变多少带有几分超现实色彩，而梁鑫（喻指“良心发现”）的心理转变在处理上要自然得多，因为发现自己亲自在手术后扔到垃圾桶里的婴儿居然成了拾荒老人的残疾孙子，她从此背上了良心债。小说中的拾荒老人虽然言语不多，但他的朴素言行呵护了一个生命的尊严。这种对生命尊严的珍视，可喜地在年轻人王梁伟、遗容化妆师傅小雪身上得到了赓续。小说以一个妇科大夫的隐秘心痛提示我们在政策的硬性规定与生命的尊严之间或许还要探求更为合理、平衡的方式。此外，李清源的《儿子》、马炜的《追逐》也为这一题材的深入做了有益的尝试。

鬼金的《狩猎场》塑造了一个在弱肉强食的场域中铤而走险的小人物形象。当个体切身的利益与生存空间都无法自我保障时，我与朱弭之间关于灵魂的对话在这个时代无疑是一种奢侈，近乎于梦呓。小说结尾，我的行为成了一种无可选择的选择。季栋梁的《良民李木》同样表现了基层法制的严重缺失。回乡务农的良民李木被派出所所长无端逮捕后不仅得不到应用的补偿，反而祸患连连，最终只好离家出走。小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弱势群体在城市与乡村遭遇的重重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