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准灵魂的鞭子
——透析刘醒龙的心灵状态 近年来，刘醒龙出了不少长篇力作：《弥天》、《痛失》等，但让我尤感心灵震撼的却是他于2001年9月发在《作品》上的长篇随笔《性感美国》，我一直认为，他的这篇随笔比他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更真实地抵达他的思想本身——他的心灵是抽搐的、疼痛的、呼喊的，这疼痛与呼喊均源自他的灵魂的清醒和一个作家的社会良知。准确地说，他是在举着一根柔韧的鞭子，对准自己的胸膛鞭挞和拷问，唯其真实，才更残酷。 《性感美国》是他2000年春天出访美国回来后写成的，同期完成的还有他的长篇小说《痛失》，这一期间，在美国遭遇的剧烈的内心撞击，使他的心灵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阵痛与裂变，并不可遏制地催生了这些饱含生命力的文字。正如他自己所说：“那时，小女儿刚出世，看着如此纯洁的生命在自己怀里一天天长大，一些关于艺术关于历史关于时代的东西，就开始拼命从骨子里往外冒。我迫切需要表达一种真情、一种作为父辈的责任。”是的，是责任。当时，他刚从美国访问回来，小女儿才两个月大，不管初为人母的妻子此时多么需要他的关爱与照顾，他却不顾一切地开始写作《痛失》。他以为，早点将这部小说写完，交付社会、交付读者，才是对小女儿最大的呵护，对妻子最真的回报。 这样的写作是需要相当的骨气的。多少人都在写作，其中又有几人真正将骨气当作这个时期写作的最重要因素？真实的笔触、残酷的自省，解剖一般写出的《性感美国》，最使人为这动容的是贯穿其中的铮铮傲骨。光有勇气和胆量是写不出这样的文字的。这是一次真正的心灵的行动，理性与情感的鞭子闪亮击来，噼啪的响声在空中回荡，震撼的又何止是他醒龙一个人的胸膛！遍观之下，有勇气的人太多，有骨气的人真的太少。也许正是这一点而使醒龙在文学之中人缘广结，在文坛上却形单影只。决不做任何——哪怕是涉嫌——媚上媚下媚洋还有媚自己的事，决不写一个诸如此类的文字。醒龙一直是这样，（别人不能理解他的写作那是别人的事）。去年冬天在一个与文学相关的会议上一位极受醒龙尊敬的文学前辈因故说了一句“文学是圣洁”，在座的醒龙当即湿润了自己的双眼。这件事让我想起那一年，在一个电视节目中，醒龙与众多作家一起谈自己所喜爱的一个汉话词汇时，脱口说出的“神圣”二字。一个人的骨气总是与其做人的纯粹连在一起。 在此，我不想过多地评价他的作品，那是评论家的事。我只想说说我眼中的醒龙这个人，以及他目下的心灵状态。 我是在十年前《长江文艺》杂志的一次笔会上与他相识相熟的，那时，他的中篇小说《凤凰琴》刚刚在国内的文坛爆出影响，而我则在鄂南最基层的一家工厂里为自己的文学事业做着最痛苦的挣扎，像他说的一样，我们就像一只断翅的鸟在等待救援。应该说，当时我们的写作处境都十分艰难，直到他后来终于走出困境，调到武汉从事专业创作，而我则于95年的早春，背着牛仔包南下，开始了自己在异乡的漂泊——为了活命，活文学的命，我当时是这样告诉他的。他的一篇发在当年的湖北日报副刊上的《徯晗，别走》，让我看见了他的哭泣与眼泪，不是为我，而是为我们都衷爱的文学。 时空的分离，没有使我们之间的介乎于朋友与兄妹之间的感情有所疏淡。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朋友永远是用灵魂触抚对方的灵魂，用心灵解读对方的心灵的，我们都在心里珍藏着、想念着、关怀着，对彼此深怀祝福，我甚至把自己对文学的那份深情化作一种期待与关注，在日益艰难的写作环境中，为朋友们的每一部真正的作品的问世而欣幸，而感恩，我从内心里把每一部好作品的问世视作对我个人的恩惠，我感激他们，因为我的不能。这其中，自然更包含着对醒龙的感恩。 南下这六年中，我依然在为生存而挣扎，而醒龙却有一部部力作的频频问世，从《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到引起文坛震动的《痛失》（这部原载于《当代》的长篇小说先后被《小说月报》和《小说选刊》以增刊的形式刊出，并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了单行本），从娶那冥冥之中有约的女友为妻到小女儿的出世以及她的呀呀学语，蹒跚学步。因为文学醒龙的生活更丰富、更饱满，也更幸福——心中拥有追求的人是幸福的，能实现自己的追求并能不断完善自己的追求，就更是一种幸福。醒龙都得到了，这是生活对他真诚的善待。 因为文学醒龙的灵魂却倍加痛苦，几乎成了他的生活中所有幸福的对立面。在这样的痛苦面前，个人的幸福真的变得很渺小。很多年前醒龙就说过：作家有两种，一种是用思想和智慧写作，一种是用灵魂和血肉写作。在醒龙自己划定的标准中他绝对属于后者。 在《性感美国》里，醒龙说过的这样一句话：艺术永远是人类的良心，哪怕在肮脏龌龊的地方也不例外。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孩子的父亲，他说：“我只知道我是女儿的父亲，是即将走向独立的儿子的父亲，我的孩子们，他们有权要求我做一些事情来清理门户，给他们一副干净的生活门槛，我甚至还觉得，他们还应该更加理直气壮地要求，一个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国家，早就应该给自己的子孙一个比美国更好的家园。”深藏在这番话里的莫大痛苦，正是他写作《痛失》的最大原因。是的，不只是为他的孩子，也是为所有中国父母的孩子们，需要有人对准我们的胸脯举起鞭子，做一些清理门户的事，他们需要比眼前更文明的道德秩序，需要更合理的社会机制，需要有人对国体的设计者们提出良知的诘问，对其作为做出深刻的反思，这种心灵的行动，才是一个作家所要做的，才是一个作家在当代历史中的价值所在。 在《性感美国》里醒龙写道：“现代世界，人的话语权力与其所处的地位关系是成正比的。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在今天的沉沦，也就意味着与其相关的背景与历史在今天的湮没。这就叫现实。引申开来，也就是说现实是残酷的，不给人留情面的，不想接受也得接受。”站在美国的国土上，作为一个来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却依然贫穷的国度，一个即使自己的祖国贫穷也依然深爱着她的中国作家，他深感国微言轻，深感“只有在异国他乡，国家对个人的意义才会突现出来”，深感“将自己的国家弄成穷山恶水的行为不是爱国，将自己的人民弄得一贫如洗也不是爱国”。这种对祖国深怀痛苦的爱，是真诚的大爱，是深刻的大爱。它是任何矫情的唱颂所不能比拟的。今天，我们都认识到了贫穷的痛苦，并正在理性在走出这种痛苦，从这一意义出发，醒龙才会赞叹邓小平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爱国者，因为是他率先告诉中国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今天的醒龙，虽已居住和生活在现代化的都市中，他的心却紧紧地系在依然在痛苦中挣扎的人们那里。在他身上找不见丝毫伪饰的城市情结，还在默默地关注着最底层的乡土生活，以至被人认做是“乡村情结”或“农民情结”，虽然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农民。醒龙不像有些人那样让自己的艺术良心有意或无意地去忽略乡土与乡土中人，藐视乡土与乡土中人的存在。他认为，无论对中国或是对全世界来说，乡村问题、农民问题都应该是最先锋的问题；忽视对这一先锋问题的关注，将会是很危险的，甚至是灾难性的。 长久以来，文坛里弥漫着一种颓糜之风，很少有作家以批判的态度去关怀底层人的生存现状。好像不搞一点先锋就算不得好的艺术作品，好像现实主义是什么品味低俗的写作方式，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放弃了真正的先锋存在，或者正在与先锋问题的真正核心擦肩而过。我不反对文学作品中叙述技法的追求和语言的革命，但我却不明白，一个作家放弃了对当下存在的关注，对现实的苦难的真正关怀，只一味地追求某种叙述与语言的革命，又能代表多少文学的最高价值。难道文学的终极目的就是进入狭隘的个人情感世界，就是对个人欲望的无以复加的宣泄，就是为我们的读者设置种种阅读的迷宫与陷阱？我不知道。 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永远对文学怀着最虔诚的爱的写作者，醒龙一定和我一样绝不肯亵渎心中那最后一块可供我们的心灵耕耘的圣地，因为那里有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至爱、我们精神的最后皈依。 作为一个作家，醒龙是严肃的，他的写作态度与思考方式向读者作了最清楚的阐释；作为一个人，他是坦诚的，他那一双清澈的眼睛和脸上那温和的微笑，从来向每一个认识与不认识的人袒露着他人性中的无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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