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蕴含的革命意义是巨大的。因为中国文学一直以来都缺乏直面灵魂和存在的精神传统,长盛不衰的只是世俗化的文学,致用的文学,教化的文学,精明得很的喻世文学——也就是一种政治的文学。其实,政治解释的不过是此在,是物质意义上的存在,惟有能将此在与曾在、将在联系在一起的文学,才是完整的、深邃的、直面灵魂与存在的文学。但历代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充满强制的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写作在大多数的时候必须空洞地屈从于一个世俗化的思想目标。古代的“诗言志”,“兴、观、群、怨”,当代的“文学为政治服务”,“作时代的留声机”,以及在苏联、中国流行多时的文学反映论,等等,这些文学主张几乎都是反存在的,它们所注重的是那个文学之外、作家主体之外的“志”和“政治”。文学被剥夺了直接面对存在的权利,在它与存在之间,总是横亘着“志”和“政治”。慢慢的,存在就被“志”和“政治”所遮蔽,文学也就成了一种宣传品。 我想,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和加缪等人的名字进入中国作家的视野之后,中国文学的实用主义面貌才开始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文学才开始找回自身的属性,找回它与存在的原初关系。因此,我一直很关注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缪等名字密切相关的作家,我觉得他们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最为珍贵的部分。即便有模仿的嫌疑,我们也不能抹杀他们把存在引入中国文学的功绩。比如残雪、余华、莫言、格非、北村这样的作家,他们的写作意义是谁也无法代替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开始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存在之旅。它使我们看到,文学原来是可以向存在直接发问的。 遗憾的是,这种向存在发问的精神,并未在更多的中国作家那里得到回应。随着世俗化和消费主义的进一步推进,中国作家似乎迎来了一个新的写作节日,他们普遍在一种轻松的日常生活中漫步,或者在一些无关痛痒的事物中居住下来,存在的冲突被悬置,以致真正的当代中国人的灵魂状况被简化成了一些外面的遭遇,而更内在的存在的疾病和危机,在他们的作品中却是缄默的。 这样的情形令人担忧,因为一旦对存在的追问中断,中国文学就很难获得高贵而深邃的人类性品格。我们过去在世俗和致用的文学中沉迷太久了,惟有存在,能够为我们提供从里面超越出来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喜欢太温和的过日子文学,而喜欢有力的、能把对人的追问推向极致的存在的文学。这就是我喜欢卡夫卡、加缪的原因。我觉得卡夫卡笔下的甲虫、小动物、饥饿艺术家,加缪笔下的西西弗,都是最为有力的存在主义者,他们揭示出了人类存在中惊人的一面:悖谬,存在的异化,无意义对人的粉碎……在他们笔下,人类的存在是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它无处藏身。 中国文学一度也在这个背景里,通过残雪、余华、莫言、格非、北村这些作家的努力,开始获得存在的眼光,开始知道以直面存在的方式来打量自己的生活。但更多的作家则还缺乏把存在推向极致的勇气和力量,这几乎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大限。我渴望年轻一代的作家能坚持追问存在的勇气,但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文学很容易就淹没其中,就连存在本身,也如同爱情一样,最终都变成了一种肤浅的消费品。只有少数的作家,能够在这种消费主义的话语丛林里保持必要的警惕,保持一个向存在发问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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