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内心的尴尬 我的写作总是从奇奇怪怪的念头开始,比如这篇,就是从“救命时说的话算不算数?”开始。 对于“说话”,我有几个小说曾经涉及,它们是《反义词大楼》、《我和我的机器》、《我们的感情》以及《没有语言的生活》——有一幢大楼,进去之后必须正话反说;有一种摄像机,听到坏话时会自动关闭;有一种感情,如果没有身体的实质性接触,多少表达都是梦语……不是我有意要对“说话”进行重点攻击,这一串小说的产生全都是无意,抑或是潜意识? 也许潜意识就是所谓的写作悟性。大凡及格的写作者,都晓得小说藏在什么地方,并且掌握获取它的方法。这种天然的直觉,是把写字变成写作的根本。但是,写作者不是千篇一律,他们各有各的兴趣,各有各的角度和方法。有人发现生活中的诗意,有人穿越有人玄幻,有人专揭伤疤,有人誓死重复生活……而我,则喜欢描写生活中的悖论。在悖论处,没有绝对的正确和错误,它像一道难题,是我们内心的尴尬。当我被这样的难题折磨时,小说就产生了。 在这个小说里,我的第一兴奋点是“救命”时该不该说假话?结论是必须说,否定对方就跳下去了。接着的问题是:我说过的话要不要兑现?如果不兑现,我说的就是假话;如果兑现了,我的话就是真的。为了这个“真的”,我们不知道要伤及多少无辜。其次,为了让这个人活着,我要为她寻找种种活着的理由。这是我写作的第二个兴奋点。今天,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在追问活着的意义?或许我们在狂欢中,已经把这个烦人的念头给彻底地遗忘。但是,我会经常想起,即使醉了,这个念头也挥之不去。结果,我发现所有的理由都和我年轻时的想法背道而驰。不是那时幼稚,就是现在过熟。 然后就是爱情。《红楼梦》把一切看空,什么功名、权力和财富都是假的,只有“情”字最真。而今天之社会,恐怕许多东西我们不看空都不行。所以,麦可可才会把活着的全部意义寄托在爱情上。爱情,已经成为生活的麻醉剂。麦可可同时也是试金石。我不爱她,但必须救她,这是人生而有之的“恻隐之心”。正是因为孙畅和小玲的这“一救”,才证明了我们还有做人的资格。但是,以这种方式获取爱情或者婚姻,残酷得让我心痛。 (《救命》选载于《中篇小说选刊》2011年第二期实力小说家专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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