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节选]寿星鄂栋臣

寿星鄂栋臣 

“7月15日，今天，是考察队员鄂栋臣教授60岁生日。”这是我1999年7月15日考察生活记录里的第一句话。

    生日会只能用“微型”来描绘，前后大约五分钟的时间。但我们还是精心送上了生日蛋糕，在高声齐唱的生日歌里，队长代表全体考察队员向寿星赠送了贺卡。看得出来，虽然只是个简单的生日会，鄂栋臣还是非常高兴，他闭上眼，对着蛋糕默默许愿，完成了这个微型生日会的全部仪式。

“啪”，在生日歌的余韵里，忽然有人将蛋糕一把拍在寿星的脸上，哗啦一声，顿时笑成一片。原本的设计并没有这样的环节，这个节目只能算是个“突发事件”。生日会很快结束了，但这五分钟还是成为一桩喜事，让我们一整天都充满期待。

午夜，有人已经沉沉睡去，我睡不着，想起了生日会，想起了鄂栋臣。关于鄂栋臣，考察队里的很多人都能说出几件关于他的故事，他的经历已流传甚广。把这些七拼八凑故事摆放在一起，我几乎可以拼整出一个近乎传奇的鄂栋臣。

1939年7月15日，鄂栋臣出生在江西省广丰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广丰有一种闻名天下的水果——蜜桔，鄂栋臣家种了不知道多少年蜜桔，到了他这一代，还是种蜜桔。五岁，本来应该是尽情玩乐的年代，但是，家境贫寒的鄂栋臣却要担负一定的劳动，他上山放牛娃、挖野菜，七八岁时，开始独自上山砍柴，这样的劳动仍人让他受到生活的压力。“小时候，常常吃山上的野果野菜，有时候还要吃不饱，经常会受到饥饿的折磨。”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现在的孩子也许很难想象，鄂栋臣上小学一年级的年龄，是十一岁，就是因为上学的机会难得，他从小学到中学，成绩优异，门门功课都是满分。

知识改变命运的说法在鄂栋臣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1960年，鄂栋臣以优异的成就考入了武汉测绘学院天文大地测量专业本科，这在当时是当地以个大事情，乡亲们敲锣打鼓把他送上了出门的牛车，他在乡亲们的祝福和家人的嘱咐中，越走越远。

虽然考上了大学，虽然家庭已经是当地远近闻名的“书香门第”，鄂栋臣的父亲想起这个儿子还是不大放心，担心孩子大学毕业找不到好工作，吃不饱，他问孩子“这天文大地测量到底是干什么的”时，鄂栋臣竟然说“文大地测量就是观天测地走四方，走遍祖国河山”，老爷子想，这游山玩水哪里是正经事，哪里能尽忠报国——这是父亲后来告诉鄂栋臣的。

日后盛名大振的极地测绘专家，当年是懵懵懂懂走进大学校门的，他的事业是从无知开始起步的，这就注定了他要走一条艰苦的、充满探索和奋争的道路。1965年，鄂栋臣大学毕业了，因为在学校期间的优秀表现，学校决定让他留校任教，开始了一个教师的职业生涯，三尺讲台，成了他人生的舞台。

人生之所以有魅力，因为它不可预测，也难以驾驭。在后来的日子里，鄂栋臣像所有中国人一样，裹挟在时代的潮流里经历了“四清”、“文革”等一系列社会运动，他比一般人更加丰富的是，他后来还入伍参军当上了战士，再后来，又从部队转业重返武汉测绘学院，照样当他的老师，人生的轨迹从起点回到了起点。

时势造英雄，如果没有国家的极地考察，也许，中国的教育岗位上会多一位兢兢业业的教授，而不会有一位叱咤风云的极地考察队员。机遇偏偏就出现了，国家的发展给了大学教授鄂栋臣一次又一次机会，1984年，鄂栋臣作为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队员向南极进发了，从此开始了他传奇般的极地考察经历。

当时，中国的考察船是向阳花10号。考察船离开上海进入东海的万顷波涛后，鄂栋臣和另外几位队员到船舱里抬设备，鄂栋臣看到舱里有一大堆白色塑料袋，成捆成捆堆在一起。

“这么多塑料袋，干什么用的？” 他无意中问了一句。

队员的回答让鄂栋臣如五雷轰顶终生都忘不掉：“这是我们首次到南极考察，可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危险，这些袋子是准备裹尸体的。”

国家自主进行南极科学考察，但是没有南极地图，也没有南极建站的测绘技术和资料。国家测绘局经过精挑细选才决定让研究卫星大地测量技术的鄂栋臣参加考察。为了到南极，鄂栋臣做了充足的准备。启航前，鄂栋臣和所有队员一样都自愿向国家立了“生死状”：“我的生死由我自己全权负责。”当被问到：“如果在南极遇险，尸体如何处理”时，他只回答了两个字：“随便！”但真正看到这一大堆白花花的准备装尸体的塑料袋子时，鄂栋臣的脑袋还是一阵发麻，头发好像都竖了起来，两腿好像都软了，步也迈不开！刹那之间，他仿佛看到了躺在塑料袋里的尸体，仿佛感受到了一阵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一层薄薄的塑料纸，就是生与死的距离。

擦掉额头上冒出的冷汗，鄂栋臣半天才缓过来。他记起自己出征前的豪言：“我都45岁了，年近半百，南极梦幻般不可触及的神秘之地对我很有吸引力，如果国家给我南极考察的机会，我愿意把这把骨头留在南极，即便牺牲在南极，也算为国捐躯，死而无憾。”看到了白色塑料袋的那一刻，鄂栋臣才体验到了这些话的真正重量。

1984年11月20日起航，经过一个多月的航程，12月26日，新年钟声敲响之前，中国第一支南极科学考察队登上了南极洲乔治王岛。鲜艳的五星红旗插上了亘古冰封的南极大陆，鄂栋臣站在船头上用浓重的武汉口音高声大喊：“南极，中国人来啦。”

当时，考察队里的测绘班只有三个人，他们有三个主要任务：一是负责长城站的精确位置定位；二是测出考察站的地理位置经纬度是多少；三是测量出长城站距离北京的准确距离。当时，还没有现在被广泛使用的GPS定位系统，鄂栋臣和队友们用的是卫星多普勒定位，他们测量的长城站精确位置是南纬62度12分52秒、西经58度59分，长城站到北京的精确距离是17501.949公里。

鄂栋臣他们测量的这两个数字，让整个中国沸腾了！

1984年12月29日，中国南极长城站建设指挥部请鄂栋臣绘制一张草图供指挥部建站施工布局使用。鄂栋臣蹲在考察队的帐篷里顶着南极的寒风绘图，因为没有任何地图标识，他甚至无法说明某一区域的具体位置，这就要对建站地点进行命名。

该叫什么名字呢？鄂栋臣把绘图的红蓝铅笔的笔尖咬在嘴里，仔细想了又想，在笔尖还没有结冰之前，他在荒滩前的无名海湾写下了四个字——长城海湾。为什么要把“长城”二字搬到这里？中国人来到这里，就把万里长城向南延伸。鄂栋臣的命名得到了考察队队长郭琨的认可，并正式定名为长城湾。第二天，考察队把这个消息传回国内，在国内引起了轰动，因为，长城湾成为有史以来中国人命名的第一个南极地名。鄂栋臣亲手描绘的这幅最早的中国南极长城站地形草图后来被湖北省博物馆收藏。

在南极，考察队员们离祖国很远，他们却从未感觉与祖国分离。站在南极长城海湾，队员们甚至还想到了祖国的宝岛台湾。在长城站上，和长城海湾相对有一个很小的海峡，在长城湾出口外面。海峡中间有个孤立的小岛，这个岛的形状像一把织布机的梭子，岛上栖息着大量阿德雷企鹅，还有巨大的鲸鱼骨骼遗骸。怎么给这个美丽的小岛命名呢，鄂栋臣跟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长郭琨商量。这个岛跟长城站隔了一条浅浅的海峡，海峡也不长，这个小岛对面有个阿德雷企鹅岛，是个大点的岛屿。小岛跟中国厦门的鼓浪屿有些相像，鼓浪屿是中外驰名的旅游胜地，它隔着台湾海峡与台湾岛相望。这个小岛与阿德雷企业岛隔海相望的格局立刻让他们想到了厦门鼓浪屿和台湾岛。他们商量干脆就把这个小岛叫做“鼓浪屿”好了。从此，世上有了两座鼓浪屿，一座在厦门，一座在南极。

到1985年2月，经过一个多月卧冰浴雪的艰苦奋战，考察队绘制完成了第一份长城站精确地形图。鄂栋臣和队友们在这份地图上填上了很多中国地名，这些无名山川和湖泊上牢牢打上了中国印。在鼓浪屿对面，长城海湾口上有一组巨大的岩石，如同高昂的龙头伸进了大海，被命名为“望龙岩”，“眺望中国”的意思。“八达岭”、“龟山”、“蛇山”……南极无中国地名的历史空白从此一去不复返。后来，鄂栋臣和队友们命名的近400个南极地名被国家认定，也被世界认定，人类的南极考察历史上，终于出现了中国地名。

1985年2月20日，中国南极长城站在南极落成。这是中国在南极建设的第一个考察站，这是一个值得书写的记录。参加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是鄂栋臣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是他一辈子的骄傲。

对于全世界的极地考察队员而言，能参加一次开创性的考察已经是莫大的幸运了，但好运气再一次眷顾了鄂栋臣。1988年11月，鄂栋臣应征再赴南极，参加了在东南极大陆建立考察站——中国南极中山考察站。

与位于南极大陆西部、低纬度地区的中国南极长城站相比，位于东南极而且纬度更高的中国南极中山站更重要，建设难度也更大，能在东南极建设考察站体现了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能参加中山站的建设，鄂栋臣感到无比自豪，除了庆幸感到历史给予的机会，更说明他在南极考察测绘方面的重要地位。

关于建设中山站，鄂栋臣最难忘有两件事。中山站纬度较高，每年夏季的时间大约只有50天左右。按国际先例，根本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设一个考察站，中国人又创造了一个奇迹，不但建成了考察站，当年还安排了队员在考察站里越冬。为了赶工期，鄂栋臣除了要完成测量任务，还要参加建站劳动。平日里拿惯了测量尺的他，竟然能一手提一包二十公斤的水泥往工地送，而且一干就是将近二十个小时。这连他自己都难以相信。“离开南极，再就没有干过那么重的活，”鄂栋臣说，“也没有提起过那么重的东西。奇怪，南极的重力场并没有太大变化，估计就是现场气氛感染了人，力大无比！”

有位记者曾经记录下鄂栋臣在南极生活的一件事。有一天，这位记者走进了一座被积雪压塌的帐篷，忽然脚下的一堆积雪绊了一下，一踩，感觉软乎乎的。记者伸手扒开积雪，雪下是熟睡的鄂栋臣。他太累了，帐篷被雪压塌、被踩到、被扒出来，竟然都没有将他惊醒。后来，记者把这件事写进了新闻稿里，这也成为鄂栋臣流传甚广的一桩趣事。

1989年2月26日，长城站建站四周年后，中山站完工，中国第二座南极考察站耸立在南极大陆的高纬度区域，为中国后来进行的南极内陆冰盖考察提供了硬件保障。

参加长城站建设，参加中山站建设，先后参加了两座南极考察站建设的鄂栋臣成为中国南极考察队里的知名人物。从1984年到1996年，鄂栋臣在先后五次参加国家考察队赴南极考察后，鄂栋臣又目光转向了北极。他知道，总有一天，国家要派出北极考察队考察北极，而北极测绘也将是他的使命。1996年3月20日，已经57岁的鄂栋臣踏上了他的首次北极考察征途，延续着他的传奇。他在北极地区的格陵兰岛北端夸那镇完成了400多组GPS卫星数据采集，获得了中国人在北极区研究地壳运动第一个监测点的第一次成果；在巴芬海峡的冰面上，他乘爱斯基摩人的狗拉雪橇，测定冰海350公里考察路线的各点位置、距离，为利用无线电呼叫飞机临时着陆救援提供了准确的位置数据；他通过卫星定位系统，准确找到了北极点的位置，在北极点上展开了鲜艳的五星红旗。

1999年7月，中国首次北极科学考察队出发前，鄂栋臣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有北极考察实战经验的科学家，被任命为首次北极考察队副队长。2004年7月，鄂栋臣又参加了位于北纬78°55′、东经11°56′、挪威斯匹次卑尔根岛的“中国北极黄河站”的建设，成为我国七次远征南极、四次奔赴北极、参加过南北两极长城站、中山站、黄河站三站创建工程的全国唯一亲历者，成就了他的传奇极地考察生涯。

夜深了，白天准备生日会的兴奋劲儿终于过去了，我有了倦意。也许寿星已经熟睡了吧。60岁的寿星鄂栋臣在中国极地考察史上已经创造了太多的传奇，他的经历必将激励一代人。当明早的太阳从海平面升起来的时候，关于鄂栋臣的传奇还将继续下去。

生日快乐！“极地寿星”鄂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