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技术和经验的失衡。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长篇小说高潮中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新潮长篇小说的隆重登场。无论是八十年代崛起成名的新潮作家,还是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新生代作家,都在九十年代贡献出了他们的一部或多部长篇小说作品。某种意义上,我们谈论世纪末中国文学的成就回避了马原、苏童、余华、格非、洪峰、叶兆言、北村、吕新、孙甘露、林白、陈染等作家的长篇小说将是无法令人信服的。这些作家的作品以其艺术上的先锋性和特殊的叙述方式革命性地改变了我们习以为常的长篇小说文本形态和长篇小说的创作观念。尤其在小说语言的游戏化倾向和文本结构的精致化追求上,新潮长篇小说的“技术含量”大大提高并远远超过了其“生活含量”。应该说,新潮作家正在以《城北地带》、《风》、《呼喊与细雨》、《抚摸》、《敌人》、《呼吸》、《私人生活》、《一个人的战争》等奇特文本把中国长篇小说引入一个技术化的时代。我个人觉得,这种技术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是完全必要的,中国文学早就应补上“技术化”这一课了。中国传统的长篇小说由于过分追求所谓“史诗性”和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广度,作家往往认为“生活”本身的力量就能决定一部小说的成败得失,而“技术”、“技巧”等都是次要的。这就造成了中国长篇小说长期以来叙述滞后、形态粗糙、艺术性不足的通病,许多作品的价值和成就都不是体现在其艺术上的成熟与创新上,而是体现在其反映、追踪时代的现实性、报告性或所谓真实性上。中国文学之所以与世界先进文学之间有那么大的“隔膜”和距离,之所以很长时间内只能在一个低水平上徘徊、循环、反复,其主要原因恐怕也正在这里。我们不缺能迅速敏锐地捕捉和表现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家,也不缺关心历史、文化甚至人类命运的“思想家”,但我们缺少那些对于艺术的完美有高度敏感和追求的真正的“艺术家”。至少在新潮小说这里,我们看到了新潮作家对于长篇小说艺术的重视,他们技术化的写作即使是模仿性的,我觉得也有助于促进中国长篇小说在艺术性上的自觉。然而,问题同样存在,也许这也正是中国的作家包括新潮作家离那些世界文学大师还很遥远的一个最终原因,中国作家确实还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素质和能力问题,有了艺术上的意识和追求并不等于就能落实到具体的文本创作上去。这一方面源于中国文学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中国有真正的艺术敏感和才华的作家实在是太少了,我们多的是高玉宝式的作家,有些人也差不得快“著作等身”了,但实际上很难说他就有作为一个“作家”的才能和天分。新潮作家同样也是如此,他们中当然不乏“天才”式的人物,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文学修养也应是中国作家中最好的了,但到目前为止,他们中还没有一个人能让我们看到他有成为真正文学大师的希望,尽管在他们的口头上或各种各样的操作性宣传上他们似乎早已成了“大师”。除了艺术上的自我创造性不足外,“小富即安”的自我满足以及艺术上的狂妄和偏执也是阻碍他们向艺术上的高境界前进的拦路虎。拿对于“技术”的态度而言,他们在文本中对于西方现代小说先进叙述技术的模仿和引进,确实大大改进了中国小说的形态,并有效地促进了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进程,但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他们的“技术”又是完全脱离现实而只在想象和虚构的世界里驰骋的“技术”,他们的偏执在于强调“技术”的同时,又自觉地把“技术”与“生活”和“现实”对立了起来。这就招致了文学界对他们玩弄“技术”的严厉批评。这样,相对于前面所说的“思想化”文本而言,新潮长篇小说被视为是一种“轻文体”也就理所当然了。在此,我们当然无需去评价“轻”、“重” 文体的优劣高下,但至少轻重失衡已经标示出了新潮长篇小说的一个致命缺限,那就是经验的匮乏。 我想,无论技术多么重要,它的存在都不应是以排斥感性经验为前提的。否则,长篇小说“当代性缺席”的顽症就永远也难以克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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