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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长度·速度·限度

2013-7-12 16:35| 发布者: admin| 查看: 6973| 评论: 0|原作者: 吴义勤|来自: 《当代作家评论》

摘要: 【吴义勤】所周知,长篇小说是一种极具“难度”的文体,是对作家才华、能力、经验、思想、精神、技术、身体、耐力等的综合考验。正因为这样,曹雪芹写《红楼梦》才要“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但在当下,我们却看到许多 ...

  二·长度
  就长篇小说文体而言,“长度”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首要的文体问题,它除了指长篇小说语言文字的规模这样一个表层问题外,还有着超越物理学意义的更为复杂的内涵。“长度”既是一个“时间”概念,又是一个“空间”概念,而这两者可以说都联系着叙事文学的本质。
  首先,“长度”指涉的是长篇小说内故事、事件、情节、人生等覆盖的“时间跨度”。如前所述,长篇小说是一种公认的“大型文体”或“重型文体”,而它的“大”或“重”显然是与其内在的“时间长度”分不开的。这也是长篇小说对比于中、短篇小说在字数之外更独特的优势之一,即长篇小说总是能够提供一种生活、人生或时代的“完整性”,而中、短篇小说则往往呈现的是生活或时代的片断性。长篇小说向来讲究宏阔、博大。一个时代的变迁,一个人的一生,一个家族的历史,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命运……均可以在长篇小说里得到全方位的展示。这种时间上的“宏大叙事”在中国50 、60年代的长篇小说中极其典型,《红旗谱》、《青春之歌》、《三家巷》、《红日》、《保卫延安》等小说就堪称代表。在这些小说中,“时间结构”决定了小说的基本面貌,作家对历史的起源、发生、发展、结局的“还原性”建构呈现的是一个有头有尾的“时间性过程”,而与此相呼应,因果性的逻辑叙事也成为作家的一种必然的艺术选择。我们当然不否认这种时间性的呈现对于长篇小说的价值,因为毕竟它拓宽了长篇小说的表现领域与表现范围,其反映历史与现实的“镜像功能”也得到了高度强化。长篇小说之所以会被视为“历史的记录”或“历史的教科书”,《白鹿原》等之所以会被称为“一个民族的秘史”,也显然与这种时间意义分不开。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时间的长度”对于人物塑造同样也是必要的。长篇小说往往能赋予主人公一个完整的性格成长的历史,我们能看到人物性格的演变与发展,看到人物命运的前因后果,这对于人物形象的丰满、逼真、立体无疑是有益的。比如,王安忆的《长恨歌》对王琦瑶的塑造就很注意“时间”的意义,她解放后的生活,特别是最后死亡的描写都有效地延展了小说的“长度”。不过,从文体上来看,长篇小说的“时间跨度”实际上又呈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跨度”,作家客观地镜像式反映一个“时间长度”内的故事与事件,比如获茅盾文学奖的王火的《战争与人》、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姚雪垠的《李自成》等都是如此,在这些作品中小说的“时间结构”和现实的“时间结构”基本上是同步的、对应的。一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时间跨度”,作家在作品中让“现实的时间结构”内化为人物的心理与意识,物理时间就被转化成了心理时间,意识流小说就大抵如此。比如,《弗兰德公路》、《彼岸》、《边缘》等小说实际的“物理时间跨度”都非常小,一天,一个小时,甚至某一个生与死的瞬间,但是在人物的意识、梦境或回忆中时间的跨度却又常常是非常大的,今生来世,前因后果,几乎都被包括了,只不过这里的“时间”不再遵循现实的时间结构与时间秩序而已。应该说,不管物理意义上的“时间长度”还是心理学意义的“时间长度”,其对长篇小说文体来说都是具有某种程度的艺术合法性的,但同时它们仍需要不断地经受“意义”的拷问。就前者而言,这种在小说中呈现的物理时空的“长度”与真实的“历史长度”有何区别呢?艺术的目标与现实的、政治的、历史的目标是如何界定的呢?“长度”的呈现与艺术意义之间有没有正比例关系呢?就后者而言,“心理时间”和“精神时间”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化成“精神的长度”呢?长篇小说的“心理时间长度”对比于中、短篇小说的“心理时间长度”有何艺术的独特性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探究。在我看来,小说艺术的高低,本质上并不在于其物理时间的长度,而取决于其精神的长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在“长度”上对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所作的区分是相对的。中短篇小说完全有可能拥有比长篇小说更大的精神长度与精神涵量。
  其次,“长度”还指涉的是小说故事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广阔度”。作为“大型”文体长篇小说理所当然地拥有着比中、短篇小说更庞大的艺术包容量,时代的边边角角、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的风云变幻、人生的起起落落、历史的沧海桑田在长篇小说这里都可以得到全方位、立体性的展示。可以说,长篇小说确实是一种与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相对应的文体。卡尔维诺就认为,长篇小说应该是“一种百科全书,一种求知方法,尤其是世界上各种事件、人物和事务之间的一种关系网”,是一种“繁复”的文本。(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第73-74页)巴尔扎克的小说之所以会被称为“十九世纪法国的百科全书”,托尔斯泰的作品之所以会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显然都与这种文体的巨大涵盖力不无关系。我们看到,正是为了追求空间的广阔与全面,《子夜》才会加上农村暴动的线索,《青春之歌》才会让林道静到农村生活,《红旗谱》才会宕开笔去写二师学潮。与这种“大而全”的“全景化”追求相适应,对于长篇小说,人们一直都有一种惯例性的想像,那就是长篇可以建构一个完整自足的世界。不管这个世界跟我们的现实世界是同构的、重迭的,还是悖离的,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的系统性、自足性必须得到保证和确认。长篇小说的故事形态与现实形态总是具有某种对应关系,故事里的秩序往往就是现实秩序的反应、象征或隐喻。与此同时,人们对长篇小说的意义期待也有别于中、短篇小说,我们总是期待一种完整的图像、意义或思想,残缺、空白常常是长篇小说的忌讳。我们当然并不否认这种“大而全”以及完整性的追求的艺术意义,因为它至少反映了人类完整地认识与把握世界的一种冲动,但是对长篇小说来说,生活形态的完整是不是就是意义的完整?生活形态的完整建构与长篇小说的艺术品质是不是就有必然的、内在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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