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说,只有显露出像鲁迅的《野草》那样沉痛的表情,才是达到散文之重唯一的道路。其实,即便是像汪曾祺那样淡定的文字,里面又何尝没有重而坚实的情思?散文依据的毕竟多为一种常识(诗歌则多为想象),它不能用故作深沉的姿态来达到一种所谓的深刻,许多的时候,散文的深来自于体验之深,思想之深。真正的散文家必须在最为习焉不察的地方,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事实形态和意义形态。这或许正是散文的独特之处:一些看似平常的文字,其实蕴含着深邃的精神秘密;相反,一些看起来高深莫测的文字(比如一些所谓的文化散文、历史散文),后面其实是空无一物。 我理解中的好散文,就是那些在平常的外表下蕴含着不平常的精神空间的篇章。《大地的事》正是如此。它看起来只是关乎田园琐事,其实,它所呈现的是一种生命的状态。事或许是轻的,但生命却有着异乎寻常的重量。《大地的事》所着力的,何尝不是生命的描述和发挥? 据说,陈冠学曾受教于牟宗三先生门下,而按照他的老师牟宗三先生的研究,中国文化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这就不同于希腊哲学,希腊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是以自然界作为主要课题——这一观点,也可在中国小说中得到印证。像《红楼梦》,写的就是一种优美的人情,它对生命的喟叹是藏在“悲喜之情,聚散之迹”(鲁迅语)中的;而像张爱玲的小说,写尽了人世的沧桑,同样是把重心落在个人生命的沉浮上。但这几十年来,中国作家越来越受西方语言哲学和形式主义美学的影响,写作的技术日益成熟,但“生命的学问”却被严重忽略;或者把生命首先变成心理学,再由心理学变成生理学,由生理学再变成物理学,最后就把生命、把人变成了一堆器官和物质,生命的内涵和尊严丧失殆尽。 陈冠学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种生命的现代困境,所以,他的写作,总是想返回到生命的基座和底部,以生命的眼光看待万物,进而实现对生命的整体关怀。从这个角度说,他笔下的田园和大地,都是生命化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强调一个大地上的居住者,要有一颗“纯朴的心”,“一旦失去了纯朴的心,则奢求贪欲,无所不用其极,便过着不餍足,劳力又劳心的不安祥的生活,不止和田园不能打成一片,还成了田园的榨取者、奴役者,田园将不堪凌虐,逐渐死去。”(页七)他还说,“天地间的精华,原是待心灵的细致感应来领略的。”(页二一一),可见,他的生活,他的写作,一直都是在恢复“田园”和“心”之间的亲密关系。无“心”则无“命”,无“命”哪来“田园”?张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天地之“心”和生民之“命”本是一。 因此,最好的文学,都是找“心”的文学、寻“命”的文学,也就是使灵魂扎根、落实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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