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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的疼痛与温暖

2013-9-4 16:01|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841| 评论: 0|原作者: 郑润良

摘要: 【郑润良】文学是人学,文学记录了时代沧桑变化中人心的幽暗与光芒,生命中的疼痛与温暖。文学,因此与时代同行,与我们同在。本期新增“海外译作”栏目,刊载的是韩国作家权志羿的小说《刻在我心上的鸟迹》。这应该 ...

生命中的疼痛与温暖

——读《中篇小说选刊》2013年第5

郑润良 

文学是人学,文学记录了时代沧桑变化中人心的幽暗与光芒,生命中的疼痛与温暖。文学,因此与时代同行,与我们同在。

本期新增“海外译作”栏目,刊载的是韩国作家权志羿的小说《刻在我心上的鸟迹》。这应该是《中篇小说选刊》第一次尝试刊载外国作家的作品。这无疑加大了编辑的难度,但也使得《中篇小说选刊》的读者能够在纵览全国中篇精华的同时,领略异域文坛的气息。阅读《刻在我心上的鸟迹》的体验和阅读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有点相似。都是重在表现青春期的男女在人生观混沌莫名的状态中对情爱的朦胧向往、心理挫折及对人生意义的探求。这种探求由于年轻男女主人公所携带的心理创伤而增添了几分曲折与难度,甚至导致悲剧的发生。《挪威的森林》中直子由于男友意外死亡陷入了抑郁症,男友生前好友渡边的安慰并不能真正缓解她内心的痛苦与迷茫,最终还是在疗养院自杀了。而男主人公渡边也并不是非常“正常”,他一直在友情与爱情、生的意义与死的虚无之间徘徊,最终才找到自己继续前行的力量。《刻在我心上的鸟迹》里的男女主人公有着同样的纠结与痛苦。素莲精力旺盛、充满活力,但幼时小儿麻痹症导致的瘸腿使她对于异性交往失去了信心。她喜欢英俊帅气的永绪,却叫好友银爱冒充自己与他约会。永续欣赏素莲的才气,却又对美丽娴静的银爱情有独钟。素莲谎称怀上了永续的孩子,还在永续面前诬陷银爱已经与他人同居。永续和银爱的先后离开却又使素莲突感自己的无聊与人生的荒凉,几度意图自杀。素莲的悲剧主要是由于其生理残疾造成的心理阴影,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与银爱对她的报复与疏离有关,因此才有小说结尾“我”的自责,“在她悲剧性的一生里,我到底是个什么,丈夫又是什么。她的存在如同突如其来的牙痛,给我带来难熬的自责。”可以说,小说中的三个男女主人公心理各有纠结之处,他们互相倾心却又互相伤害,但无论如何,当年年轻而精力旺盛、才气充溢的素莲曾经在“我”和永续的生命中留下独有的温暖,在“我”们心上刻下难以磨灭的鸟迹。

“新锐出发”栏目中,严敬的《刺客》同样聚焦的是生命中的失去与伤痛。冬生遭遇了三次残酷的失去与伤痛,第一次也是最残酷的一次,他六岁的儿子被人杀害。第二次则是妻子艰难怀孕,焦虑期盼中等来的却是一个死婴。第三次则是一直忠实伴随左右的狗“刺客”在归乡途中意外走失。当然,冬生的异乡生涯也不尽是伤痛,那对承包户夫妇对他的温暖相待,看门李老头提供的帮助,“刺客”的寸步不离,妻子的体恤理解,还有他与李老头介绍的女人之间的露水情缘,虽然有违冬生自己内心的原则,但女人离去前留下的一千六百元钱表明两人特殊情境中的相处也是一种相濡以沫,有其动人之处。小说语言淳朴,人物心理刻画真切,对底层人物的表现有一种难得的平视与尊重。

青年作家霍艳的《失败者之歌》有一大段篇幅表现成长少女的生理变化和情绪波动,有青春文学的痕迹,但最终把焦点放在描述底层市民一家三口的困窘与尴尬。父亲张功利多年劳作之后的颓放与无聊、母亲沈蓉蓉的斤斤计较、刻薄牢骚,女儿张小雯的茫然与窘迫都得到了较成功的表现。小说结尾,父亲张功利在一次离家出走后终于从颓放的状态中有所复苏,接受新的工作。母亲情绪也趋于稳定。女儿张小雯则结束了一段不明不白的关系,从自我欺骗中醒来。这个家庭表面疏离、对立的成员关系里毕竟还蕴藏着丰富的情感能量。父亲对女儿幼时的悉心照顾,女儿对父亲的感恩,母亲的唠叨尖刻也掩不住她的处处顾家。因此,小说以父亲出走小家面临分崩离析危险开始,以一家人团圆之景为终,凸显了家庭伦理的深厚与缠绵。小说笔法细腻而犀利,体现了年轻作者的功力与后劲。

蒋韵的《郎霞的西街》表现的是特殊年代僵硬的斗争哲学对人性的戕害。这是一个新社会的“白毛男”的故事,如果与流传已久的白毛女故事比较,会产生丰富的讽喻意义。这种僵硬的斗争哲学造成的家破人亡的悲剧给幼小的郎霞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创伤。当然,二元对立的斗争原则不一定都能压抑人性趋善的朴素判断。孔婶对郎霞的呵护尤其是素昧平生的赵大夫的悉心帮助温暖了郎霞冰冷的心,是她恢复了对人性和生活的信心。

陈河的《猹》讲述了一场妙趣横生的人兽之战。寓居异邦的主人公一家与闯入阁楼的浣熊一家斗智斗勇,激烈交战。对于主人公一家而言,要将“合法”闯入家中的浣熊一家“合法”地赶出去,殊为不易。最终,男主人公黔驴技穷,恼羞成怒,铤而走险,诉诸武力解决问题,虽然赶走了浣熊,却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主人公所在国度法律的尊严及其对一切生命的尊重,这些或许都是我们需要认真学习的。

陈启文的《回南天》以严肃的现实主义笔触直面农民工及其家属的生理饥渴与精神困境。小说事实上将两种时态进行了艺术性的并置。虎生是农民工困境的进行时,吴哥则是这种困境的完成时。虎生是吴哥的过去,吴哥是虎生的未来。吴哥本已成为农民工的成功代表,在老家建起了漂亮楼房。可媳妇却经不起多年的独身煎熬,和吴哥最痛恨的村长暗中有了瓜葛。吴哥因而心理扭曲,最终成了一个变态杀人犯。吴哥的悲剧及所有“虎生”们的现实境遇值得我们深思。

普玄的《安扣儿安扣》描述了功利时代知识在权力面前的无情溃败。副教授马午相处多时的女朋友仅仅因为“成功人士”喻克春的几句勾搭就离他而去,因为后者谈笑之间就能解决她的燃眉之急。马午的哥哥为“成功人士”喻克春写传,受尽屈辱。马午因此精神几近崩溃,最终因为负责照顾患孤独症的侄儿逐渐清醒过来。但小说后半部分情节发展有些勉强。

姜贻斌的《月光》与《郎霞的西街》在题材上有相似之处,都是表现特殊年代权力的异化对人性的戕害。小说结尾吴宁之抱着碎琴而死令人感觉尤为凄绝,表现了人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当然,历史是多面的,在不同视野下呈现不同的面相。李治邦的《叛徒》中师兄弟之间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斗法一波三折、饶有趣味。不过,这种喜剧式的写法也可能省略了人物性格及心理的多重面向。



【专栏作家简介】:郑润良,青年文学评论学者,福建某高校教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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