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光转暗，你在何方？

灯光转暗，你在何方？ 

舒  婷 

（舒婷与顾城、谢烨夫妇）

1993年10月8日，从安那堡（Ann Arbor）出发，李点开车，下午5点多，到了爱荷华城（Iowa City）市中心。我和李点一边抽烟，一边在公用电话塞硬币。平时，谭嘉的声调柔且慢，这回速度突然快了五倍：“……有事儿，我过来带路。”咔嗒挂上，我俩全愣了。停下车，谭嘉穿米色风衣，直奔我过来，就像迎着狂风的鸟——大约半个钟头前，王渝从纽约打来电话，告知顾城和谢烨的噩耗。在谭嘉和嘉行夫妇的住所，我神不守舍，一片茫然。晚饭后，李点开车带我去酒吧，回家，主人睡了，我独自呆坐，半夜喝得烂醉……

若人间有情，那是开始，也是尽头。1979年早春，在北京东四十四条76号（《今天》编辑部），有人敲门，顾城和顾乡走进来，我们初次相面。顾城就像个孩子，腼腆寡言，顾乡眼睛明亮，好像会说话。姐弟俩刚去了西单“民主墙”，热血沸腾，在顾城怂恿下，直奔《今天》编辑部。从那天起我们一路走来，时间的走廊忽明忽暗，在十四年的尽头戛然而止。

1993年10月18日，我在《今天》冬季号写下编后语：“12月23日，《今天》创刊十五周年。在逼近这一纪念日的途中，我们又一次听到了丧钟：顾城和谢烨的离去令人震惊，这世界显得更空旷。回想《今天》在白雪覆盖的不足六平方米的农舍诞生的日子，已如此遥远，中间隔着深渊。往事如驶离的大船，过去的我们与此刻的我们正在告别，互相辨认。死去的朋友们成为那船的主人。”

过去与此刻打开一扇扇门，主人与客人互相问候，却难以辨认。

词语与空白之间，要说记忆并不怎么可靠，但又是真实的：碎片的拼凑或影像的重叠，构成我们共同的往事与梦想。

——北岛

1993年10月，我从福建转程北京，应维也纳大学邀请，即将飞往奥地利。在福建驻京办事处的宾馆里，有一位小名叫阿毛的记者来找我。我向来不接受采访，虽然是熟知的朋友，也不愿破例。离家之前，我刚从国外的长途电话中惊悉噩耗，于是下来大堂见他，其实只是为了多了解些详情。那年代没有互联网，所有信息都很慢很破碎。阿毛具有记者的敏锐和优势，第一时间获知新闻，又知道我恰巧在北京，立刻赶来试探。

后来阿毛在他短短的文章里，说我“面无表情地离开，走进电梯的背影很是疲倦沉重”。

距离顾城去世只有一周左右。

一、童话诗人 

——给G·C 

你相信了你编写的童话

自己就成了童话中幽蓝的花

你的眼睛省略过

病树、颓墙

锈崩的铁栅

只凭一个简单的信号

集合起星星、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

向没有被污染的远方

出发

心也许很小很小

世界却很大很大

于是， 人们相信了你

相信了雨后的塔松

有千万颗小太阳悬挂

桑椹、钓鱼竿弯弯绷住河面

云儿缠住风筝的尾巴

无数被摇撼的记忆

抖落岁月的尘沙

以纯银一样的声音

和你的梦对话

世界也许很小很小

心的领域很大很大

1980.4

这首标明写于1980年4月的手稿，应当修正1981年。我第一次见到顾城，是在《诗刊》社举办的第一届“青春诗会”上，那是1980年夏天。

年轻诗人们搭乘各种交通工具，从四面八方陆续来到北京。《诗刊》社在虎坊桥的旧址是一座不小的院子，朴素简易的小楼房，海棠果已经累累枝头。

正式报到的那一天，小会议室里熙熙攘攘。有一位大眼睛男孩径直走到跟前，伸出手：“舒婷，我是顾城。”那年顾城24岁。

我已得知这批学员中，有《今天》的两位同仁，与顾城虽然初次见面，自是乡党一样格外亲。顾城把我拉到走廊，避在暗角里的江河，走出来亲切握手，手上有烟卷味。

这就都认识了。从此只要他们两人到会，我们便臭气相投形影不离。我们外地人借住在办公室的临时宿舍里，北京学员只能“走读”。平日里，写作修炼各行其是，听报告或讨论学习才集中一起，而江河是几乎不来的。

《诗刊》不开伙食，我们被安排在歌剧院(话剧院？)搭伙。在排队打饭菜的时候，江河告诉我，顾城很郁闷，因为安排的辅导老师严词厉色训了他。我们便去央求邵燕祥老师，把顾城调到邵燕祥老师的麾下，顾城就此获释。我们几位女诗人都划归严辰老师，他像菩萨一样慈眉善眼，对我们呵护有加。

诗会把尾声放在北戴河，而今回想，应是最经济实惠最具效益的公费旅游。

那真是青春鼎沸的夏天。几乎所有人都待在沙滩上，彻夜不眠。礁石上溅泼的磷光，飞鱼掠过海面的水花，月亮在幽蓝的天幕上，很是清凉洁净。我抱膝坐在一条大浴巾上，江河顾城则半卧半坐着。顺手捋开灌木丛上的星光点点，哦，后面还有梁小斌呢。

顾城约我去踩浪，江河会意地微笑着，他知道顾城有秘密要告诉我。挽起裤管顺着浅滩漫步，顾城掏出一个小红本，翻开内页，嵌着一张女孩的相片。长长辫子，明亮大眼睛，是谢烨。

他们的结识很浪漫。从上海开往北京的火车上，两人一见钟情。顾城害羞，假装读报，报纸挖一个窟窿偷着看。被发现了并不说破，那人只是红着脸，顾城说。火车到站后，顾城匆匆把写着地址的纸片塞在女孩手中。于是“两地书”热烈展开。唉，没有手机的岁月，顾城的诗人气质必定更加发扬光大，经受距离的考验和谢家的担忧不看好，爱情最终瓜熟蒂落。

1983年，顾城谢烨来到鼓浪屿，说是度蜜月。我的儿子不到一岁，体质荏弱，住院挂瓶，我每天奔波医院。遂让他们住百米外的父亲家。朋友们来鼓浪屿，基本都由我父亲接待，从最早的艾未未，后来的芒克到江河。北岛曾多次说要到鼓浪屿看我，后来他听邵飞说，鼓浪屿不过是座大花园，就不来了。哼，我记恨着呢！

顾城夫妇住父亲的卧室，父亲搬去鸟房。父亲爱鸟，鸟房只有六平方米。

酷爱烹调的父亲，煞费心思安排手中的肉票、鱼票、糖票、豆干票，变着法子给他们做好吃的。哥哥嫂嫂下班过海到家要中午一点多了，父亲怕饿着客人，让他们先吃饭。等哥嫂回家，掀开纱罩，四菜一汤均已扫荡得干干净净，连菜汁都不留。

听朋友转述一则轶闻：说数年之后顾城夫妇辗转英国，邀请时间结束后，借住朋友寓所。那朋友合家旅游去了，待他们回家，发现家中只要是能吃的东西都被彻底消灭。朋友开玩笑地说：像被小老鼠们洗劫过。

大概八五年吧？福建东山举办“蝴蝶岛诗会”，我代邀请了江河、顾城、杨牧、傅天琳、陈所巨等老朋友。顾城信里问：能不能带谢烨？主办方没有多少经费，东山诗人刘小龙很为难，我便硬起心肠答：不！

于是顾城、江河等朋友都来了，玩得很开心。东山的鱼虾蛤蚌又鲜又肥，众人每日里呼啸碰杯大快朵颐，唯顾城闷闷不乐。那晚见他站在窗前郁郁寡欢，问他。他答：这里餐餐美味，而平日在北京，谢烨想吃个炒鸡蛋都不容易。

我太内疚了，至今不能释怀。

八十年代，凡有会议在北京，朋友们都会相约来宾馆看望我。尽管他们之间并不那么和谐，我常开玩笑说他们：两雄不能并立呗。他们带上换洗衣服，轮流上卫生间洗澡，门开开合合，房间里热气蒸腾，人人面如桃花。这时候顾城总会频频起身探头窗外，看看他们那辆破自行车还在不在。很奇怪，公车票不过一毛钱，何苦大寒风里奋勇踩车向前？顾城解释：两人便要两毛钱，两毛钱够买几斤白菜了。那年代，大白菜一斤也就几分钱。俩口子的伙食就是一大锅白菜粉丝，日日顿顿不变。

那时候的会议是不能蹭饭的。我把大家领到附近的小饭馆，塑胶杯装啤酒，炸酱面，大拌菜，京城随处可遇的家常菜罢。其他人都在座位上等待，只有手头最拮据的顾城和我抢着付钱，他预先准备的那一张折迭得整整齐齐的十块钱，已经算是巨款。

顾城谢烨争着和我说一个小故事——他们两人向来争着说同一件事情，互相插嘴互相补充互相纠正，故事结局让人辛酸，说起来却是兴高采烈声情并茂。

八十年代顾城四处投稿，连福建最偏僻的县文化馆都可以收到他的一摞手稿：随便挑着发吧。于是稿费三元五元零星地汇来，白菜粉丝中可以加土豆了。有次居然来了一笔50元巨款，小两口商量后，手拉着手步行穿过八一湖公园，去小储蓄所存钱。次日，不幸车轮胎爆了要换，两人相挽去取十块钱；第三天，正逢白菜大贱卖，又取十块钱；再一天，他们刚进储蓄所，还未开口，柜员先发话了：“你们能不能把明天的十块钱一起取走？”说的也是，正是因为他们每天这样来回走路，鞋子又破了。

大概这段时间里，马悦然夫妇来鼓浪屿家中做客，用过便餐，我送他们到轮渡。他叮嘱我说：“舒婷，你多照顾点顾城吧。你看你生活得这么好，而顾城什么也没有。”

是的，我选择了一种平凡庸常的生活，工作，丈夫和孩子。而顾城比我更诗人，他不甘委屈，就算饿肚子，也不能忍受红尘。 

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选择，“以纯银一般的声音，和你的梦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