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小说只讲故事只供人消遣与感动 不醒世劝化

金宇澄：小说只讲故事只供人消遣与感动 不醒世劝化

(金宇澄)

风景、闲话、世事、人情，在语言的延宕与留白间，《繁花》不紧不慢、自成一格，创造了一个现代中文小说中独有的世界。每一个步入这个世界的读者，都被其中的声响与静默、颜色与空白所唤醒，被现实钝化的感官、情感与记忆在这里复苏。在这个虚构的世界里，读者得以重新逼近和观照当下的存在。作者将生命化进文本，容纳下被消耗和咀嚼的时间，以小说的形式，完成了对现实真正意义上的切近与书写。

没料到《繁花》有这么多读者喜欢，引起那么多评论家、作家、媒体关注，得了那么多奖，豆瓣网给它9.00分，我诚惶诚恐。以前我的状态一直很静，2013年，《繁花》从在《收获》发表、单行本出版，一直接受采访，什么事都做不了，我只能慢慢习惯这种改变。

这本书除了小说读者喜欢，平时不看小说，各行各业的朋友也喜欢，应该跟初稿写在网上有关，心理上我更倾向于读者。做了很多年的小说编辑，一直的疑问是，小说给谁读？写这本书，算是我的一种回答。

今年京沪两地开了《繁花》研讨会，后一次会上，阎晶明提出，这本书除了语言特殊，批评界应多关注内容。这建议很好，《繁花》的内容确实需要解读。

记得1988年，我看台湾《光华画报》。那时大陆已开始拆旧房子，无数建筑部件、家具等等被卖到了台湾。画报图片是，打开集装箱，人人戴着白手套，面对破破烂烂的旧东西，态度如此恭敬，(让我)感觉强烈。我们并不重视的东西，对方视为宝物。

对传统的敬重，让《繁花》回归到民初小说的方式。照片给了我启示，西方某理论也这样讲———如果作者一旦感觉无力，可到传统中寻找力量。“五四”时代摒弃的某些样式和元素，现在可以捡起来，可以重视它们。最近央视举办的“汉字听写大赛”很受欢迎，很多美丽的中国文字，很特别的词汇，其实都已被抛弃，早已经死亡，却是那么的好。

过去的符号和样式，今天究竟有没有审美的作用？这是可摸索的空间。历史经常在做某种回旋，曾经我们冲破的某些障碍，可能就是新意。我们不一定总是前行，需要时常回望。此外，小说一直在寻找个性的表达，寻找一种陌生感，这是小说的灵魂。我自己同样接受了漫长的普通话写作和阅读训练，之前从没想到用地方语言的方式来写。1949年前，我们基本形成了国语的氛围，再早的年代，各地沟通一直沿用官话。这种语言的不统一，文学样态却是生机勃勃。西方理论“大民族语言的小民族化”的意思，是有变化才更有特色。《繁花》是一种标准的上海话，是被修改的上海书面语，或“上海官话”。在北京的会上，评论家的发言表明，大家都看懂了。也就是2013年这一年，证明这书能让读者看进去，并喜欢它。

我在1980年代开始写小说，是实验文本最热闹的时候，以后至今，在《上海文学》做二十多年小说编辑，小说有没有另外空间？《繁花》的人物、对话、故事构成，方方面面，都有这样的反应。一个偶然的缘起，我在网上写了一段时间，逐渐觉得，我有必要认真对待它，很多想法慢慢出来了，等于我突然有了一块地方，可以充分表达我的主张“大家吃面包，我做一碗面条。”

对《繁花》的内容，已有不少的讨论，它和当代小说太不一样，某种颠覆性的审美态度，它在复古，也是创新。我自己觉得，这本书是一家超市，可以进去随意挑选，前提是必须进入这个环境。有批评家称它为“理想小说”？《红楼梦》是供读者选择的一种小说，可以发觉“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等等，《繁花》的复古是，跨进这个门槛，无论陈列方式，还是人物、细节和故事，都在各自运行，有各种标准，上海各个层面的各种面孔，背离一般意义的小说观念，展开多元的生态，与一般的诠释不一样，尤其对有阅读惯性的读者，产生疏离感。

我这代人一般去过农村，我在东北待过七年，农村形成我们重视的经验，城市被忽略。按理说我可以一直写乡村，但《繁花》集中在城市这一块，我一直记得盖满白雪的田野，也很难忘记当时我渴望进入城市的心情，这是我的人生轨迹。上世纪30年代以来，作家实际都生活在城里，在城里书写乡村，中国一直处于城市化过程中，我觉得这个状态，要过两到三代人，直到人们一直在城里生活，情感和经验才会完全不一样，就像很多西方作家，他们描写城市是理所当然的。

城市写作已经边缘化很久了，我们一直否定它的真正意义，却住在城里；它一直被视为腐朽的温床，它是罪恶之源，只有乡村才有生命力。也经常简单下定论，比如上海的历史很短，以前只是小渔村，但我们也都明白，几千万的上海人，都不是这个小渔村渔民的子孙，就像评论美国一直是个年轻的国家，其实它吸纳了欧洲最复杂的精神元素，最不安分的族群的基因。我眼里的上海，是一个被时间压缩的世界，一个巨大的压缩文件，它包含了江南的密集根脉，苏杭千年的影响；同时我也知道，文学并不是历史学，文学描写两代人，已经写不胜写了。

长年担任小说编辑，我发现来稿对人物处理的趋同化，一贯继承优秀作家的方式，比如处理小人物，是万古不变“相濡以沫”规律。在沈从文、汪曾祺的小说里面都有，他们是最好的，相濡以沫成为一种模式，但除了这类的生活温暖，实际有很多轻浮残酷无奈的人生。文学有很多可尝试的方式，《繁花》借用了对话，貌似是用中国方式处理人物关系。我同时相信博尔赫斯的话，只讲故事，只供人消遣与感动，不醒世劝化。中国式叙事，《诗经》及至以后的作品，传统上非常简洁，和西方是有区别的。我一直认为，小说并不需求与西方的沟通，中国有那么多的读者。

上海市民的特点，也许是“不说话”，也即上海话的“不响”，一般方式可能是洋洋洒洒的感情流露，我简单去掉。其实中国人最关心世道，最聪明，所有的心情不说也都懂了。小说不必重复，一般发展到最后，只能是“不响”。小说里写过一句牢骚，天底下只有耶稣和某某领袖，最了不起，那么多的人，每天跟这两个人讲心里话，但这两个人，就是不响。确实的，当代人很无助、很迷茫，是哀怨的。能够祈祷，求到了指引的情况不多见，我们缺乏这个。

雷达说，没有一本小说像《繁花》，写了那么多无意义的饭局。饭局对于中国人，有一种国民意义的象征。除了中国人，没哪个国家无时不刻在吃饭，华人在外国也不这样，每人带个菜到朋友家聚会，或几家人郊游，和我们不同。至少在上海，家里客厅基本不接待客人，有事没事见个朋友，包括结婚、死人，都在饭店里聚会，没任何事也吃个饭，中国有无穷无尽的饭局。一般小说的饭局有情节，逻辑关系，发现一些因果的，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或要揭露什么。不谴责不批判，把人生状态用玻璃罩子保存起来，也是一种办法。这个时代的生活，就是这样子，我们可以在外头看它，上海人的部分生活，就是如此，不可能是其他样子。因此《繁花》都是一块块的内容，一个一个人的故事，讲完了，就结束了，不穿针引线，或“塑造”人物，把很多东西贴在他们身上，完全是自然。生活就是这个样子，我把它固定下来。 

【《中篇小说选刊》淘宝官方店：http://shop65863561.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