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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贺霖:“出走”但不得不归的个人心史

2024-4-12 16:09| 发布者: 中篇小说选刊| 查看: 362| 评论: 0|原作者: 王贺霖

摘要:   《最后一刀》借助显于文本之上的“主体出走与复归”,并协同隐于文本之外关于“下岗”“被抛”的现代性经验,隐微指向了一个古老的母题——从“三叔”一个人、一群人,甚至“父辈”一代人的上路,经由此地到彼地 ...


  《最后一刀》借助显于文本之上的“主体出走与复归”,并协同隐于文本之外关于“下岗”“被抛”的现代性经验,隐微指向了一个古老的母题——从“三叔”一个人、一群人,甚至“父辈”一代人的上路,经由此地到彼地,寻找自我生命的“缺失”。空间的“移动”不仅是资本的移动、观念的移动,更是人的移动,而“移动”本身也制造着离散,同时召唤着“破裂”与“重组”。


  文本泼墨较多的人物,其称呼有着统一的特征——几乎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命名,取而代之的是诸如“独眼龙”“铁头”等体现传统农业感召下朴素真切的自然观,以及“熊十九”“彭二”等由血缘宗亲所结构的传统社群组织内部的代际更迭。这本不新奇,但当我们将视点放置于“三叔”时,会发觉:他是一个极度“执拗”的存在,他并不表现出乡土文化中小农的狭隘。乍看之下,三叔每主动抑或被动加入巡逻队,都是对婚姻、宗法与事业的多重挑战。但事实上,“巡逻队”以及文本中并未刻意在场的“刀”,所隐含的深层表达是“传统正义”,它成了“执拗”的代名词,但“执拗”并未让其成为伦理“僭越者”,相反化身古老文明的守卫者。
  可惜在于,性格的执拗并未能逆转变迁时代中文明主体逐渐被空间剥离的事实。在文本中,三叔前后经历“杨柳街—海塞—午夜玫瑰”三个类型化空间的游移。三叔在空间的位移中也由“单子化”渐而被并入“娶妻生子,养家糊口”的男性普世生存语法。虽说文本提及了海塞,但并未对其进行具体刻画。从某种意义上,文本将三叔与海塞的关系坐实为一种“不稳定”结构——飘忽不定。海塞相对于杨柳街的后工业苍凉,显然是“边城式”的。换而言之,异乡文化对三叔进行了二次启蒙,二者形成朦胧缓慢的亲密关系。
  然对于前现代的眷恋无疑充满“堂吉诃德”的遗憾,当三叔离开海塞,便也意味着不稳定结构的另一方终将面临现实浪潮的颠覆:海塞的少数民族保持血缘纯洁性的代际更迭方式,最终随着三叔、三嫂的相识,以及铁蛋的降临而崩解。在此,海塞与杨柳街达成了传统社群内部的和解,可三叔亲手将苗刀另一传人——阿雕——送入现代司法程序,和解以一种颇具欧·亨利的风格呈现,这又何尝不是变相的同化、兼并,甚至摧毁?文末,阿雕将苗刀对准了大众,便意味着三叔的到来,为海塞植入了一个现代性的主体,它不期然地打开了“现代性的魔鬼”,其可怕之处正在于其不可逆地将苗刀连同异域所承载的历史诗性正义,与三叔的“岁月无悔”瓦解得一干二净。二
  事实上,关于“海塞”与“异域”的牵连又是某种程度的伪命题,其本质都是昔日社会生产制度面对时间线性神话的焦虑外化。或许“异域”在其确定代际更迭方式伊始,“异域”便消失了,“异域”成了变体,留下的只是“传统乡土社群”及其镜像的关系。如果说海塞所承载的原乡情结在文本中是内敛的,呈现为某种淡淡的忧伤,那么午夜玫瑰所给予乡土社会的便是“震荡一击”。文本中关于多起故意伤人及偷盗事件便是对其的结构性回应。不同于一般的侦探叙事,文本拒绝了严密的情节逻辑,反而倾向于让所谓的“案件”收获“匪夷所思”的真相:于故意伤人事件而言,肇事真凶的犯案动机与落网缘由过于“缥缈”。宫延武同样作为异乡者,为何热衷于捉拿真凶?案件侦破后,三叔与其畅谈何事,最后宫延武放下切磋刀法的执念?或许作者倾向于将案件本身作为“事件”,追问人性之谜。
  回到午夜玫瑰,以盈利金元为原生动力的场域经营方式,必然是乡土社会趣味建构的大忌。这也就解释了在对入职午夜玫瑰上,三叔与家人的分歧:新的社会动力已由人转向资本,“巡逻队”所形塑的传统组织的坍塌而形成的权力真空,折射的是社会急剧转轨而形成的空隙与仪式的未完成。


  文本借助“我”所重述的,是关于父辈的故事,同时也是孩子眼中的“父辈荣耀”逝去的故事。故事起于杨柳街,最终也回到了空间原点。从这点看,三叔的位移几乎为零。三叔以单子化形式与三个空间接壤,经历世俗、爱情与血缘伦理的羁绊,最终重返单子。这无疑为《最后一刀》镀上了“红楼梦式”的“色空”顿悟。如果将这一过程视作三叔个人意义上的启蒙度脱仪式,那么文末利用闪回蒙太奇的方式,回顾了三叔的一生,又何尝不是与曾经反叛离乡而又因生活的逼仄而被迫回归的自我?此刻,原生的三叔视角与超克三叔视角重叠,这是时间意义上的;而关于“最后的刀”,需要指出:刀从未被刻意在场,其承载着一定的民族寓言,负载着关于远方、修补及疗愈的愿景。“刀”作为物质载体,一边维系过往记忆,一边嘲讽人类的记忆力,呈现出历史的恒久性与个体短暂性的矛盾。在《最后一刀》中,创伤不是永恒的,不是应该时刻被提及的。熊生庆试图告诉我们:关于“刀”的历史应该被放下,回归并非羞耻,而是自我救赎。文本正是在现代与前现代的冲突与纠缠中,形成了历史—现在、昨天—今天的对望,在对望的同时,更是一种回望与告别。

(《最后一刀》原载《福建文学》2024年第二期,《中篇小说选刊》2024年增刊第一期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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